“民间借贷与套路贷法律问题”研讨会在杭举行 浙江专家学者共话民间借贷与套路贷方程解

  2019年7月12日下午,由浙江省法学会、浙江省法学会金融法研究会、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民间借贷与“套路贷”法律适用专题研讨会,在杭州市之江饭店会议中心顺利举行。本次研讨会旨在研究和探讨民间借贷与“套路贷”法律适用问题,在长达五个小时的会议时间内,与会领导、专家学者和法律实务界人士就更好地理解和适用相关法律规范、司法解释和案件办理意见,明确“套路贷”犯罪行为的特征与法律要件,以及民间借贷和“套路贷”案件裁判规则等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了激烈的讨论,对于民间借贷和“套路贷”案件中的合同效力认定、民刑交叉边界、“套路贷”案件中的律师责任等重点难点问题,统一共识,建言献策,会议形成了丰硕的研讨成果。   邀请参加本次研讨会的领导和嘉宾有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牛太升,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生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厅级袁军培,中国银保监会浙江监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徐小平,省委政法委执法监督室副主任朱君洲,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正处级员额法官骆苏英,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扫黑办)高杰,省人民检察院第八部副处长、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赵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扫黑办)方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余晟、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叶光辉,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员额法官程允平,杭州滨江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唐志科、杭州仲裁委副秘书长赵亮,缙云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国华,拱墅区人民检察院胡森副主任,省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法治研究》杂志社社长董服明,省法学会研究部副主任冯珊,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叶良芳、钟瑞庆,以及来自浙江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理工大学、浙江师范大学、浙江财经大学、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还有来自杭州、温州、衢州、台州、绍兴、丽水等地的公检法司实务界人士、部分企业代表等共计60余人。   本次会议由中国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浙江大学互联网金融研究院(浙大AIF)副院长、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导、省金融法学研究会会长李有星主持。   会议伊始,李有星教授首先感谢各级领导对本次会议的支持和重视,对各位与会代表表示衷心感谢和热烈欢迎,并指明了此次研讨会的重点,建议与会代表围绕本次会议主题,提出宝贵建议。他指出本次研讨会的核心聚焦点是民间借贷盛行与“套路贷”频发的原因、“套路贷”的认定标准和裁判规则、“套路贷”案件办理中的民刑交叉问题、厘清“套路贷”与民间借贷、高利放贷、职业放贷的区别、“套路贷”犯罪行为的具体定罪量刑问题、民间借贷未来大发展趋势与非法金融活动关系,以及针对“套路贷”频发现象的对策建议等问题,这些都是实践中争议很大,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   省法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牛太升发表了以“保护老革命、解决新问题”为中心的讲话。牛太升主任指出,所谓的“老革命”是指民间借贷、民间融资,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民间借贷积极为民营经济的发展输血,并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即便当前民间借贷市场出现了“套路贷”等问题,也不能一味打击民间借贷,牛太升主任继而对法学界的同志提出了正确处理民间借贷和“套路贷”问题的三点要求:第一,准确认定法律关系、扩大共识。民间借贷及“套路贷”涉及多重不同的复杂法律关系,诸多相互关联又须严格区分的法律概念和定义须从法理上统一认识,以便更好地指导实际工作。第二,正确适用法律、审慎办案。司法机关要在熟悉规范、统一认识的前提条件下审慎办案,达到“惕、中、吉”的效果,即案件办理要实现审慎、警惕、居中、公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第三,完善民间借贷治理体系、制度创新。首先,对民间借贷纠纷和相关违法犯罪案件进行系统调查研究和大数据综合分析,探索民间借贷治理规律。其次,要坚持依法治理,构建行政、民事、刑事三管齐下的协调治理机制,特别强调民间借贷治理中的行政引导和规制先行。最后,研究和运用新制度,以法治手段保障民间借贷健康长远发展。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生林对“套路贷”犯罪行为的构成要素、罪数认定以及“套路贷”案件办理中的重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第一,“套路贷”的构成要素。他认为“套路贷”本身的构成要素在于设置套路,形成虚假的债权债务关系。第二,“套路贷”的本质。首先,“套路贷”必然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基于财产利益的非法就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其次,在“套路贷”案件中,非法占有并不应当作为一个待证事实,套路行为本身就代表非法占有目的;最后,应当对非法占有的目的是否明显、利益是否超出一定限度进行区分,对于目的并不明显的也不一定作为犯罪进行处理。第三,“套路贷”行为的性质。“套路贷”本身存在着阶段性的特征,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设置套路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则是讨债的阶段。“两高两部”意见对“套路贷”的性质进行了明确,“套路贷”本身的行为性质归结为诈骗,符合诈骗罪的特征。合同诈骗和普通诈骗所侵犯的客体存在区别,“套路贷”在实践中又以侵犯财产为主要目的,更符合普通诈骗的构成要件。第四,“套路贷”的罪数问题。“套路贷”犯罪涉及竞合犯的问题,需要数罪并罚,但多数情况下属于牵连犯,对此,黄检察长认为应当根据结果行为的性质进行综合认定,若为侵财型手段,则与“套路贷”套路行为牵连性较强,应按照牵连犯处理,择一重罪处罚。对于“套路贷”中的虚假诉讼问题,应以“无中生有”型诉讼为基本要求,严格把握“套路贷”与虚假诉讼罪的认定问题。第五,共犯问题。不应当简单地将所有帮助套现、取现的人员都认定为共犯。特别是在将律师作为“套路贷”共犯的问题上更应严格把握,律师作为“套路贷”案件的诉讼代理人,在受委托代理范围内依法代理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套路贷”共犯。当然,黄检察长也指出,“套路贷”案件中的律师责任认定问题较为复杂,需要理论和实务界进一步的共同研究探讨。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副处长、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赵吟就如何处理民间借贷当中的刑民交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在刑事终审裁判当中所确定的事实,对于有明显牵连关系的民事案件具有既判力,同时也应当讨论第三人的利益问题。另外,在先民后刑或是先刑后民的问题上,她认为在刑事案件处理结果不会对民事关系认定产生实际影响的前提下,更应赞成先民后刑的主张。赵吟副处长同时指出,在民间借贷合同效力的认定当中,合同效力不应当简单的因为行为触犯刑事法律而被否定。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副庭长叶光辉将“套路贷”犯罪行为的法律界定归结为三点,即行为目的非法性、债权债务虚假性以及讨债手段软硬并有。对于民间借贷与“套路贷”的区分问题,他指出民间借贷,不论利息高低,最终目的都在于获取借贷利息的合法收益,但“套路贷”追求的并不止是利息收益,其目的在于攫取合法利息收益之外的各种非法利益。 杭州仲裁委副秘书长赵亮就“套路贷”案件“打击谁、保护谁、惩罚谁”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两高两部”发布的“套路贷”意见,应当明确其刑事打击的宣示意义,用以惩戒和遏制愈演愈烈的“套路贷”犯罪行为,但并不能简单地以此来规制民商事法律关系。首先,打击“套路贷”犯罪并不是对民间借贷高额利率的打击,而应当是对非法占有的打击,若放贷以高利作为偿还本金的手段,不应当作为打击对象。其次,强调对“套路贷”被害人的保护并不能免除借款人的还款义务。从秩序角度看,刑事犯罪中没有被害人一方,往往是被告人对国家的犯罪,对于某种秩序的犯罪。而我们是对秩序进行维护,这是维护法律的根本意义,保护被害人是附带的。最后,在共犯认定上,应当坚持有无“共同犯意”的认定认定标准,严格把握“套路贷”犯罪共犯的认定标准,不能盲目扩大打击面。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骆苏英法官对于民间借贷的风险防范提出自己的观点。指出了不少借款当事人在诉讼中会提出出借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转贷牟利”、“套路贷”、“黑恶势力”等抗辩,增加民商事案件的审理难度。民间借贷合法的要保护,套路贷要打击,强调民间借贷问题的源头治理,通过宣传提高出借人以及借款人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通过设立登记、备案制度进行防范,应当加快建立信用体系。将民间借贷中不诚信行为纳入征信系统,从而对套路贷行为进行遏制,也对当事人提示风险。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余晟指出民间借贷在司法实践中数量居高不下,占用了大量司法资源。她指出在民间借贷司法过程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职业放贷人的认定。现在的实践常以数量作为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标准,但其中并未考虑资金的来源,因而区分标准合理性存在问题。其次,“套路贷”的识别问题。在实践中存在虚增债务、借条抬头空白的情形,根据相关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答辩意见,民庭法官常会认为相关案件涉嫌“套路贷”并移送公安司法机关,但公安司法机关对此也难以核实,常做出“不能核实也不能核否”的尴尬结论。最后,职业放贷中的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最高法院的意见是涉及职业放贷人的民间借贷合同应认定为无效,但在存在担保行为时,相关合同效力的判定却并不简单,原则上作为从合同的担保合同效力与主合同保持一致,一律认定为无效,但在这个时候,基于基本的公平正义原则和民间借贷活动汇总复杂的利益情况,使法官难以轻易认定职业放贷人签订的有担保借款合同无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扫黑办)高杰首先从加强组织领导、加大打击力度、贯彻宽严相济、深入开展调研、认真摸排线索、拓宽普法渠道六方面介绍了我省法院惩治“套路贷”犯罪的有关工作举措。其次,他指出司法机关当前在“套路贷”案件办理中存在的三个难点:公安发现难;民事审查难;刑法适用难。最后,针对打击“套路贷”犯罪活动,省高院建议全社会形成合力,完善综合治理机制,关口前移,采用行政、民事和刑事的各种监管制裁手段,努力铲除“套路贷”滋生蔓延的土壤。 浙江省公安厅扫黑办方琦结合浙江公安部门办理“套路贷”案件的第一手情况,对“套路贷”案情的整体情况以及发展趋势进行介绍。他指出套路贷逐渐从线下转为线上,网络套路贷存在跨区域、覆盖面广、犯罪成本低、容易复制几个特点。随后,他对网络“套路贷”的层次以及法律适用问题进行介绍,并就套路贷的预防机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建议。 丽水市缙云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国华结合实际,就高利贷型套路贷案件办理中,如何认定债权债务的虚假和犯罪数额发表了见解,并就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作了说明。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唐志科提出自己的对于套路贷的理解以及指出在认定套路贷时应当对双方主体(放贷方及借贷方)进行判断。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检察院副主任胡森对砍头息与套路贷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对套路贷共犯问题以及处罚空间发表了很有新意的观点。浙江工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邓楚开对民间借贷大量存在的原因以及“套路贷”的法律适用发表见解,并认为“两高两部”发布的“套路贷”规范性文件旨在帮助司法机关更好地理解和适用《刑法》,故应从国家法制统一性的角度审视“套路贷”相关规范性文件和裁判规则。浙江大学法学院叶良芳教授对“套路贷”的犯罪构成、涉及的罪名以及与涉恶涉黑的犯罪关系发表看法。叶良芳教授还分析了“套路贷”案件中的律师共犯问题,他认为应从证据获取的角度思考涉案律师的出罪问题,基于国际通行做法,司法机关不能轻易破坏刑法理论上的律师和当事人间的“信息保密权”。浙江大学法学院钟瑞庆教授指出“套路贷”以及民间借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应当被视为社会治理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着力追求实现实质公平。浙江省社科院陈峰结合案例对“套路贷”案件特征和犯罪手法进行介绍。   互联网金融顾问蒋寿根作为放债人代表对于民间借贷的合理性问题以及套路贷的出现的原因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民间借贷作为企业解决暂时性金融需求存在其存在的合理性。同时他指出套路贷出现在催收阶段,而如何促进合法催收才是公检法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   各位与会代表踊跃发言,建言献策,着重围绕民间借贷与套路贷的区别、套路贷如何认定、对套路贷具体定罪、如何预防套路贷等几个层面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抒发了各自的观点,为下一步形成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为浙江省党委、政府处理问题提供了决策参考。由于时间关系,许多参会专家没有发表观点,有的以书面的方式提交意见和建议。   在会议的最后,李有星教授总结道:实践中,民间借贷、套路贷、职业放贷人、高利贷、黑恶势力等概念和相互关系,评判标准有模糊之处,罪与非罪之间,此罪与彼罪之间存在分歧。同时,合法民间借贷的债权人权益受到不利影响,“欠债还钱”的民间借贷法则受到挑战,借款人肆意指控出借人“非法高利贷”、“套路贷”、“暴力讨债”等,从而达到拖延或拒绝偿还债务,达到“逃废债”的目的。这种效果导致正常的民间借贷当事人的极度恐慌不安,给民营经济为主的区域的营商环境造成影响。从浙江角度出发,民间借贷是滋养民营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性资源。未来应当采取恰当的举措使其更好的发挥应有的作用,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同时遏制因民间借贷所延伸出的损害弱势群体利益的现象,加强立法规范、同时发挥行政管理的作用,使民间借贷得以更好发展。   (供稿:方朦朦     校对:詹刚、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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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借贷出借人因证据不足败诉,能不能以不当得利起诉要钱?

不当得利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 作者:唐青林 李舒  韩旭(北京两高重大疑难案件律师团队)    裁判要旨 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案情简介 一、2008年6月30日,谢伯焱通过银行向陈月文转账10万元。后谢伯焱诉至上虞法院,要求徐建坤归还借款。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提供的借条经鉴定,借款人“徐建坤”的签名非本人所书写。原告遂撤回起诉。   二、2012年9月24日,谢伯焱向上虞法院起诉,要求徐建坤及陈月文归还借款10万元。后因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告与徐建坤、陈月文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上虞法院遂判决驳回谢伯焱的诉讼请求。   三、2013年,谢伯焱又以陈月文不当得利为由向上虞法院起诉,要求其返还汇款本息。上虞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转账行为不属于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无合法根据”的情形,原告应当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承担证明责任。由于谢伯焱举证不能,上虞法院遂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四、2014年,谢伯焱向绍兴中院提起上诉。绍兴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2016年,谢伯焱向浙江高院申请再审。浙江高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裁判要点   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中谢伯焱主张陈月文对诉争1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则谢伯焱应对产生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但谢伯焱并未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且谢伯焱在前案及本案诉讼过程中均主张诉争10万元当初属于借款,系徐建坤向其所借的款项,足以证明谢伯焱系出于诉讼策略甚至诉讼欺诈的考虑,谎称无合法根据,因此法院判决驳回其诉讼请求。 实务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原告以不当得利起诉,则应当对符合不当得利法律构成之事实举证,若主张事实成立,举证责任发生转移,由被告举证证明其占有钱款的合法性。因此建议当事人在向他人出借借款时,应当树立法律意识,签订规范的书面协议,并保存好相关证据,以防将来在诉讼中处于不利地位。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第九十二条 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第一百二十二条 因他人没有法律根据,取得不当利益,受损失的人有权请求其返还不当利益。   以下为该案在法院审理阶段,裁判文书中“本院认为”就该问题的论述:   谢伯焱曾于2011年起诉案外人徐建坤要求归还10万元借款,在审理过程中,谢伯焱提供的借条中借款人的签名经鉴定并非徐建坤本人书写,谢伯焱遂申请撤回起诉。2012年9月,谢伯焱再次以前案的中的10万元借条起诉徐建坤及陈月文,要求该两人归还10万元借款,因谢伯焱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一审法院作出(2012)绍虞越商初字第195号民事判决,判决驳回谢伯焱的诉讼请求。现谢伯焱主张陈月文对诉争10万元构成不当得利,则谢伯焱应对产生该不当得利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现有证据虽能证明谢伯焱于2008年6月30日转账10万元至陈月文,但谢伯焱并未对欠缺给付原因的具体情形予以举证证明,且谢伯焱在前案及本案诉讼过程中均主张诉争10万元当初属于借款,系徐建坤向其所借的款项。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谢伯焱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提起本案诉讼,原审对其诉请未予支持,并无不当。 案件来源   谢伯焱与陈月文其他不当得利纠纷一案再审民事裁定书 延伸阅读   一、不当得利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的原因性分析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的情况下在他人利益受损的基础上取得利益。其构成要件有四:无法律根据;一方取得财产利益;一方受有损失;取得利益与所受损失间有因果关系,其中“无法律根据”是不当得利最重要的特征和构成要件。可见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个别出借人由于证据不足而无法证明其与被告之间的借贷事实,最终导致败诉,为了弥补损失,出借人便打起了不当得利的主意,其认为本案既然无证据表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关系,便说明了原告支付给被告财产是没有法律根据的,那么被告在无法律根据的情况下取得财产自然应当返还,若被告抗辩,则应当提供证据证明占有钱款存在法律根据,那么此时举证责任便转移到了被告一方,因此无论被告举证成立与否,法院都会判决被告返还涉案款项,原告便不费吹灰之力坐等胜诉的果实。   虽然原告的诉讼策略看似天衣无缝,但却存在致命的法律缺陷。不当得利构成要件中的“无法律根据”并非指“取得利益的过程缺乏法律程序”,而是指“取得利益并继续保有利益欠缺正当性或法律依据。”换言之,不当得利能够成立的前提是指双方之间的行为没有债权法、物权法、人格权法、身份法、票据法等法律基础,并不是指双方没有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本案中谢伯焱最初是以借款为由提起诉讼,苦于无证据证明而被判决驳回诉讼请求,因此谢伯焱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并不是因为双方款项交付不存在法律上的根据,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规避证明责任,从而得到对自己有利的裁判结果,法院因此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有读者会问,假设谢伯焱一开始便已不当得利为由起诉,法院是不是就会将不当得利的证明责任转移给被告呢?对此,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没有法律根据”是消极事实,原告很难举证证明,且被告作为接受利益方,理应对自己接受利益的合法性予以证明,因此不当得利之诉中应当先由被告承担占有财产合法性的证明责任。   另一种观点认为,原告给付被告财产,留下的证据往往在原告手中,因此由被告来承担证明责任,无疑是过分加大了被告的诉讼负担。而且原告在无任何证据证明不当得利事实的情况下,法院便要求被告对占有财产合法性予以证明,对被告而言也并不公平。对于原告而言,其作为财产给付者和请求权人,对双方存在不当得利的事实承担证明责任并无不当。因此不当得利之诉中应当先由原告承担不当得利事实的证明责任。   最高法院民一庭综合了两种观点并在《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一文中予以回答,“对于不当得利形成原因中合同被撤销或者被认定为无效等‘积极’的事实,由原告承担举证责任具有合理性,但对于另一类不当得利,如银行转账误将一方的款项转入错误的账户,如果仍然坚持要求由受损害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证明被告领受银行误转入其账户的款项‘无法律原因’,则对于原告是不公平的。”最高法院民一庭的观点是基于民法中的公平原则得出的,而这也是人民法院确定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所把握的原则。因此本案中即使谢伯焱一开始便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也应当对双方“没有法律原因”的情形予以证明,若谢伯焱主张成立,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由被告举证证明其占有钱款具有合法性。   但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诉讼策略也是无法规避证明责任的,因为谢伯焱系主动支付,给付数额,给付对象均明确具体,所以“没有法律原因”的诉讼主张很难让法官信服。   二、相关案例   案例一:王能学、付继承不当得利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认为,“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于付继承给付王能学150000元的事实均无异议。为让王能学归还150000元,付继承曾以该150000元款项是王能学经徐启均担保向付继承所借借款且未偿还为由诉至法院,要求王能学、徐启均连带偿还该借款,因证据不足,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作出(2014)鄂洪山民三初字第00758号民事判决,驳回了付继承的诉讼请求。付继承不服提起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鄂武汉中民二终字第00063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付继承遂以不当得利纠纷起诉,要求王能学返还上述款项。由于付继承系主动为给付行为,给付数额、给付对象明确具体,且付继承之妻李长莲亦向王能学转款100000元,故付继承应就其行为作出合理原因解释,否则有违日常生活经验法则。另案生效判决驳回付继承的诉讼请求系因其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款项是借款,而由其自行承担举证不利的法律后果,并未对涉案款项有无合法根据进行认定。且在本院再审庭审中,付继承仍主张向王能学所转款项为借款,说明其转账行为是基于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王能学并非无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故付继承在借款纠纷案件中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主张权利,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支持。”   案例二:黎树光与唐立平、陈君不当得利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得利,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的人’之规定,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黎树光为了让二被申请人归还收取的222.5万元,曾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二被申请人,该案经过一审、二审、再审审查,但因证据不足和基于黎树光与唐立平曾经合伙承包桂林高级技工学校工程项目的事实,均未支持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本案中,黎树光仍陈述唐立平收取的款项属于向其借款,但因唐立平未向其出具借据,且其起诉二被申请人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被驳回,黎树光方始转为起诉二被申请人不当得利。根据黎树光的单方陈述,其付给唐立平的款项属于借款,是有目的的给付,是具有法律上的原因的给付,且根据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已经确定黎树光与唐立平存在合伙承包桂林高级技工学校工程项目的事实,黎树光主张涉案款项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故原审判决驳回黎树光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因此,对黎树光关于唐立平收取的款项属于不当得利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   案例三:再审申请人阚娇因与被申请人张量不当得利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认为,“再审申请人在借贷纠纷案件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与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原审以重复起诉为由裁定驳回起诉,适用法律正确。”   案例四:蔡体导与罗玲不当得利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认为,“经原审查明,蔡体导与罗玲原系恋爱关系,2007年10月16日,蔡体导从自己在中国银行重庆南岸支行的账户上取款171267.41元,用于为罗玲偿还购买重庆经开区南湖路29号附117号房屋的贷款。嗣后,蔡体导认为该笔款项系借款,故向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罗玲请求返还,该案经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后,蔡体导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本案系蔡体导另以不当得利纠纷为由起诉罗玲要求返还。因蔡体导是在与罗玲恋爱时,为罗玲偿还房屋贷款而给罗玲前述款项,故蔡体导应举示证据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以及罗玲应负向其返还该笔款项的义务。因蔡体导并无证据予以证明,而罗玲辩称上述款项系赠与更符合客观事实,因此,原审判决驳回蔡体导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案例五:杨红英与朱乐梅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有四项:(一)一方获得利益;(二)他方受到损失;(三)获利与受损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四)获利没有合法根据。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杨红英通过银行转账方式分四次汇入朱乐梅的银行账户11万元的事实均无异议,现杨红英认为该款构成不当得利,则作为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成立的一方,应当就请求权发生的法律构成要件事实负举证责任,包括应举证证明该给付行为不具有合法根据。根据已查明的事实,杨红英就本案款项曾以民间借贷纠纷起诉朱乐梅,后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本案中,杨红英仍陈述该款系其出借给朱乐梅的借款,因朱乐梅否认借款事实,而未能得到法院支持,才转以不当得利另行起诉。即杨红英于本案主张的转账原因是基于借款关系,并非欠缺合法根据,故不符合不当得利‘没有合法根据’的法律特征。不当得利不能作为在其他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杨红英在之前民间借贷之诉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是对诉因选择权的滥用,其主张不应予以支持。”   案例六:王学贤上诉孙德贵不当得利纠纷判决书认为,“本案中,孙德贵主张王学贤因项目运作需要钱而向其借款620000元,并口头约定两个月内还钱,2012年12月25日其以银行转账方式向王学贤出借该款项,双方未签订书面借据或欠条,亦未约定利息及担保等内容,后王学贤通过案外人刘×1向其还款500000元,余款120000元至今未还。2014年11月孙德贵以民间借贷起诉要求王学贤归还余款,因证据不足被裁定驳回起诉,故本案再次以不当得利起诉王学贤要求其返还余款。王学贤认为案外人张×1为托人办事而向案外人田×1借款620000元,双方签有书面借款协议,王学贤系担保人身份,实际打款人系孙德贵,其中500000元系因张×1所托之事未办成受托人刘×1的退款,余款120000元系张×1自己租房所用,因其与张×1、孙德贵系朋友关系,故往来款项均从自己的银行账户出入。双方虽然说法不一,但对涉案款项系借贷性质并无异议,且双方均否认该款项属转账错误、非债清偿等错误给付情形。本院认为,首先,不当得利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制度,具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及适用范围,不能作为当事人在其他具体民事法律关系中缺少证据时的请求权基础。借贷纠纷案件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被驳回后,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另行起诉主张权利的,不应得到支持。其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包括一方获利、对方损失、获利和损失间有因果关系、一方获利无法律上的原因。孙德贵以不当得利起诉,应当对符合不当得利法律构成之事实举证,若孙德贵主张的事实成立,举证责任才发生转移,由王学贤举证证明其占有钱款的合法性。现孙德贵自认涉案款项系借贷性质,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法律构成要件,举证责任不能转移至王学贤,孙德贵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此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不当得利的举证责任分配不当,致使事实认定有误,应予改判。王学贤上诉认为本案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错误受理本案之意见,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采纳。王学贤上诉认为一审法院错误分配举证责任之意见,本院予以采纳。王学贤上诉主张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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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

各市、县、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局(分局)、司法局、税务局、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为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加强对非法民间借贷的协同治理,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上升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对民间借贷协同治理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纪要,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执行中遇有问题请及时报告主管机关。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浙江省人民检察院 浙江省公安厅 浙江省司法厅 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 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 2018年11月16日 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强化民间借贷协同治理的会议纪要 为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实现标本兼治、协同治理,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上升势头,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根据有关法律及司法解释,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省司法厅、省税务局、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对民间借贷协同治理工作进行了专题研究,并达成共识,纪要如下: 一、切实提高认识,高度重视民间借贷协同治理工作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但由于民间借贷存在交易不公开、不规范等特点,容易引发非法集资、高利转贷、虚假诉讼、“套路贷”、暴力催收等违法犯罪行为,严重危害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增加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难度,也加剧了执行难。各有关单位要从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高度,充分认识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违法犯罪行为、强化协同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根据依法治理、分类处理、综合施策的原则,积极构建跨部门协同治理机制,共同遏制民间借贷案件高发势头。 二、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制度,从严规制职业放贷人的诉讼行为 针对当前职业放贷高发等实际情况,人民法院要根据同一原告或关联原告在一段时间内所涉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利率、合同格式化程度等特征,结合各地实际,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进行重点管理,并每季度向公安、检察机关等协同治理单位通报情况。职业放贷人名录中有公职人员的,应当抄送当地纪检监察部门和当事人所在单位。 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一般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1. 以连续三年收结案数为标准,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含诉前调解,以下各项同),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3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2.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0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或者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民事诉讼中涉及15件以上民间借贷案件的; 3. 在同一年度内,同一或关联原告在同一中级法院及辖区各基层法院涉及民间借贷案件5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万元以上,或者涉及民间借贷案件3件以上且累计金额达1000万元以上的; 4. 符合下列条件两项以上,案件数达到第1、2项规定一半以上的,也可认定为职业放贷人: (1)借条为统一格式的; (2)被告抗辩原告并非实际出借人或者原告要求将本金、利息支付给第三人的; (3)借款本金诉称以现金方式交付又无其他证据佐证的; (4)交付本金时预扣借款利息或者被告实际支付的利息明显高于约定的利息的; (5)原告本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应诉或到庭应诉时对案件事实进行虚假陈述的。 自职业放贷人名录公布之日起连续三个年度内,该名录上人员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案件量少于前款第1、2、4项认定职业放贷人标准案件量二分之一的,可以将其从职业放贷人名录上撤出。 涉职业放贷人案件审理过程中应加强对证据和事实的审查,对涉及职业放贷人名录人员为申请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应慎用拘留、罚款、布控、追究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责任等措施;对于本金与利息已经执行到位的,人民法院执行部门应当向税务部门通报,由税务部门依法征税。 对涉及职业放贷人的案件应当先行调解,并尽量促使双方当事人见面,查清债权债务真实情况,尽早发现违法犯罪事实,精准有效打击犯罪行为。对于出借人将债权转让给他人后,债权受让人提起诉讼的,要加强审查,防止通过债权转让规避监管。 三、加强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严格区分民间借贷与“套路贷”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行为的界限 针对“套路贷”诈骗、非法集资等犯罪组织者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等实际情况,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处理涉民间借贷案件过程中,要切实提高警惕,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情况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性,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加强对民间借贷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切实防止违法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裁判侵占被害人财产。 对利用非法吸收的公众存款、变相吸收的公众存款等资金发放贷款,并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非法手段强索债务的,应当按照行为涉嫌的具体犯罪侦查、起诉、审判,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由公安机关治安处罚。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存在“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及“集资诈骗”等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生效裁判,应当依法及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四、加大对虚假诉讼、高利转贷的惩治力度,有效遏制两类案件的高发多发势头 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虚假诉讼罪是指行为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虚假诉讼行为的实施方式既可以表现为“单方欺诈型”,也可以表现为“恶意串通型”。对于实施虚假诉讼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虚假诉讼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对于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以高于银行贷款的利率转贷他人,且违法所得数额在10万元以上,或者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高利转贷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高利转贷的,应当依法以高利转贷罪追究刑事责任。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发现公司、企业涉嫌高利转贷的,应当及时通过向相关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等方式,阻断其贷款通道,引导其回归实体经济。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过程中,要依法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发现有虚假诉讼、高利转贷犯罪嫌疑的,要按照防范和打击虚假诉讼的有关规定及时依职权或者移送有关部门调查取证,查清事实真相。依法从严查处冒充他人提起诉讼、篡改伪造证据、签署保证书后虚假陈述、指使证人作伪证等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经查证确属虚假诉讼、高利转贷的,驳回其诉讼请求,并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妨害民事诉讼的行为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及其委托诉讼代理人、案外人等提交的有关虚假诉讼、高利转贷的举报或控告材料、线索,应及时进行审查,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材料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对发现或者移送的涉嫌虚假诉讼、高利转贷案件,一般应当在三十日内作出立案或者不立案决定,并反馈移送部门。不予立案的,应当在作出不立案决定之日起七日内,以书面形式向移送部门说明不立案理由。 五、坚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依法严厉打击与民间借贷相关的重点领域犯罪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与民间借贷相关的刑事犯罪案件时,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依法制止、制裁和惩处各类与民间借贷相关犯罪行为,严厉打击非法放贷讨债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和谐稳定。要严格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和两高两部《关于办理黑恶势力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要求,依法打击民间借贷案件中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根据法律规定,结合实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具体违法犯罪重点打击: (1)利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等取得的资金发放贷款的; (2)以故意杀人、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故意毁坏财物、寻衅滋事等非法手段强索债务的; (3)以欺骗手段取得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再高利转贷他人的; (4)面向在校学生非法发放贷款,发放无指定用途贷款,或以提供服务、销售商品为名,实际收取高额利息或费用变相发放贷款的; (5)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作为主要成员或实际控制人,开展有组织的民间借贷的。 六、建立相互协作的办案机制,切实形成工作合力 各有关部门在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各类风险中,要加强联动效应,探索建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税务机关、地方金融监督管理部门等单位协同治理和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的工作机制。各协同单位要建立健全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就规范民间借贷行为情况进行沟通交流,加强预警和研判,完善防范对策。确有工作需要的,可以邀请纪检监察机关参与相关具体工作或案件的研究、磋商。 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同时将移送函抄送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对涉嫌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并将监督情况反馈移送部门。 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审理。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发现相关联的民间借贷案件已经作出生效民事裁判或执行完毕的,要及时将刑事案件办理情况告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应依法及时予以处理。 人民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民间借贷案件存在涉嫌犯罪行为,可能导致原审裁判、调解或者执行错误的,应当依法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或者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人民法院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民间借贷案件,应当依法及时进行审理;对人民检察院提出检察建议的案件,依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四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办理。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办理涉嫌刑事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中,发现律师、法律工作者、鉴定人员、公证人员等违规参与的,应当依法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理建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在收到建议之日起三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并书面回复建议发送部门。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律师事务所、法律服务所、司法鉴定机构、公证机关及相关从业人员的教育和管理,发现上述单位或人员有参与“套路贷”、虚假诉讼等行为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七、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提升办案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依托政法一体化办案系统,探索建立全省民间借贷案件信息共享平台,实现网上信息共享。深度应用信息技术,通过案件数据比对碰撞等手段,加强民间借贷案件风险预测,有效防范风险。积极探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司法工作的深度融合,推动建立健全与市场主体相关的司法大数据收集共享和使用机制,促进社会诚信建设,实现长效治理。 八、建立金融监管联动机制,促进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 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要深化与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等单位的对接,构建信息共享和金融风险会商机制。依据现有的金融管理法律规定,依法深入剖析民间金融行为实质,准确判断各类金融活动、金融业态的法律性质,准确划定金融创新和金融违法犯罪的边界。 办案机关应当及时将非法发放民间贷款活动的相关材料移送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人员、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非法金融活动的,应当予以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从严追究刑事责任。 各协同单位要采取有效方式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国家金融法律法规,及时向社会公布典型案例,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自觉抵制非法民间借贷活动。 本纪要自下发之日起执行。本纪要内容如与法律、司法解释及上级有关规定不一致的,以法律、司法解释及上级有关规定为准。如有新的规定,按照新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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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实务|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司法观点集成

    《新编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共有6卷、24册,收录了8007个最高法院司法观点,本文所节选系该套丛书民事卷第3册第692点“关于民间借贷民刑交叉问题”、第693点“非法集资犯罪与民间借贷案件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认定”、第694点“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分”、第695点“主债务人已因主合同法律事实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债权人起诉担保人或同时起诉担保人和债务人的民事纠纷应予受理”、第696点“债务人已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发现法律事实涉嫌应被追究而未被追究的犯罪行为的处理”、第697点“集资诈骗中被告人已经被判刑,被害人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起诉要求被告人或担保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应予受理”、第698点“涉嫌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认定”、第699点“借贷行为涉嫌犯罪,担保人的责任承担”的内容,基本覆盖了对民间借贷领域民刑交叉问题的解答,希望对大家的执业有所帮助。   民间借贷中民刑交叉问题司法观点集成  丛书总主编|刘德权 民事卷主编|王松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676点 ——关于民间借贷民刑交叉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 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第七条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 第八条借款人涉嫌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请求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   《规范民间借贷,统一裁判标准——杜万华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8日:   问:民间借贷因涉嫌非法集资而触犯刑事法律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既有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也有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问《规定》如何协调刑事与民事的关系? 答: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确实涉及民刑交叉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往往都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还有集资诈骗罪等刑事案件交错。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来协调处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是我们当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201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曾经共同颁布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按照此《意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如果发现有非法集资的犯罪,应当要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这一次我们制定司法解释的时候,实际上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申,也就是重新把它规定到我们民事司法解释里面来。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非法集资案件涉及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在处理上应当坚持一体化解决的原则,防止有的受害人获得足额清偿而有的受害人却根本不能得到补偿的现象发生。因此,只要是涉及非法集资犯罪的案件,民事案件审理中发现了就要移送,法院就不再审理了,这是一种处理方式。 第二类处理方式,如果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过程中,涉及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与材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么办?比如有人非法集资,把非法集资来的钱又转贷给他人,后者转贷会形成民间借贷的案件,对这类案件怎么办?我们新的司法解释第六条作了规定,涉及非法集资线索的材料,我们应当要移送到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但是对于后面的民间借贷的那部分案件还要继续审理。 第三类情况,在审理非法集资的案件过程中,可能会涉及担保人的担保责任问题,我们在审理案件中不因为一部分当事人的非法集资犯罪就认定整个合同无效,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也没了,这是不行的。遇到这种情况,只要当事人要起诉担保人,对这类案件,人民法院是应当予以受理的。 第四种情况,如果民间借贷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案件的基本事实需要刑事案件查清以后才能继续审理的,这类案件就应当中止审理,因为犯罪事实的行为可能涉及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基本案件事实可能涉及主体、权利义务的确定等,这一类我们要先刑后民,先把刑事案件结案了,我们民事案件才能恢复审理。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4年3月25日,公通字〔2014〕16号):   七、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 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侦查、起诉、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中,发现与人民法院正在审理的民事案件属同一事实,或者被申请执行的财物属于涉案财物的,应当及时通报相关人民法院。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确属涉嫌犯罪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理。   杜万华:《大力开展民事审判工作,为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秩序,维护司法公正,推进依法治国而努力奋斗——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4月12日),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24页:   要在具体案件中分析辨别不同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区分正常的借贷行为与利用借贷资金从事违法犯罪的行为,妥善处理民间借贷纠纷中的涉嫌刑事犯罪问题,避免因僵化理解和执行“先刑后民”规则,损害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意见】   程新文:《关于当前民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2015年12月24日),载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68页: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和情况反馈,就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在理解和适用中比较集中的问题,我谈几点意见: 第二,关于刑民交叉问题。司法解释用多个条文对民间借贷中涉及的刑民交叉问题进行规定,对指导司法实践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我们也了解到,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从各地审理的案件情况看,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多有交织。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合理界限,需要进一步探索。要准确适用司法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不能机械地将所有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民间借贷案件,一律以驳回起诉处理,对先刑后民原则要严格审慎适用。举个例子,只有在借贷行为本身可能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犯罪的,才能适用该解释第五条的规定,但是如果吸收非法公众存款或集资诈骗后又转贷的,对这种转贷产生的纠纷虽然与犯罪行为有牵连,也要按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进行审理。   张勇健:《在全国高级法院民一庭庭长座谈会上的总结讲话》(2013年4月12日),载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5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4页:   (一)涉及刑事犯罪时的处理问题。大家在讨论时,一致认为这是一个热点、难点问题。从各地审理的案件情况看,合法的民间借贷与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经济犯罪之间的界限多有交织,经常出现刑事与民事交叉的情形。如何划定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合理界限,需要进一步探索,尤其要关注国家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相关金融政策调整对划分标准的影响。对涉及刑事犯罪时相应民事借款合同效力如何认定问题,据我们调研了解,实践中很多同志主张,涉及违法犯罪的民间借贷合同一律无效,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判断合同的效力还是要审查当事人合同约定本身是否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的犯罪行为是否必然影响合同效力,需要具体分析。尤其是有担保的时候,情况就更加复杂,在出借人并未涉嫌犯罪的情况下,比如合同诈骗,某人到一家商业银行通过诈骗的手段骗得贷款,借款人就是犯罪分子,而银行完全是受害者,对于这样一个借款合同的效力如何认定?如果轻率地认定主合同无效,就会导致担保合同相应无效,出借人就不能向担保人主张担保债权,这就极大地损害了出借人的权益。所以在认定合同效力时,一定要注意平衡各方利益,进行综合判断。在刑民交叉的程序处理上,对于尚未形成群体性、大面积纠纷事件的个别案件,要慎用驳回起诉和中止审理。之所以强调尚未形成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是因为群体性的大面积纠纷,常常都已经涉嫌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已经介入。在民间借贷行为涉及合同诈骗等刑事犯罪时,实践中一些法院采取的办法是先刑事后民事。当然,先刑后民在保证认定案件事实统一,及时惩罚犯罪维护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等方面有其优势和合理性,特别是对于涉嫌非法集资的群体性、大面积借贷行为。但我们也要认识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诉讼目的、诉讼原则、责任构成要件、归责原则等方面存在本质差异,当事人承担责任的性质也不同,先刑后民并非审理刑民交叉案件的基本原则。实践中,应区别不同情形适用,不要绝对化、扩大化,以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的民事诉权和实体权益。对于刑事附带民事程序和单纯民事诉讼程序的关系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对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有专门的司法解释,我们认为,刑事附带民事程序本质上是两个程序的结合。刑事程序体现的是公权力对于犯罪行为的惩戒,并通过个案对社会起到教育和引导作用。所附带的民事程序,是对犯罪行为或者从民事角度说是侵权行为对于受害人民事权利伤害的救济,这两个程序有本质的不同,把它们结合在一起,有它的优势和便利,但是绝不能因为有刑事附带民事而妨碍了我们全面、综合和彻底地对受害人权利进行救济。在处理个案时要准确把握什么时候可以中止诉讼,什么时候可以先启动民事程序,允许当事人通过民事程序进行救济。例如黑龙江的高山诈骗案,中行一个支行的行长高山以中行的名义吸纳多个企业存款,后卷款长期在逃,犯罪事实短时间内难以查清,但是存款企业完全是受害人,其和中行存在民事关系,而且当时的证据不能表明受害人也涉嫌刑事犯罪。这种情况下,存款企业提起诉讼主张权利,人民法院应予审理,而不必要等待刑事程序来附带民事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杨临萍、姚辉、韩延斌、王林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11期:   民间借贷中的民刑交叉 刑民交叉是当前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由同一民间借贷行为引发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刑事法律关系相互交织的现象,也是长期困扰司法机关的社会问题。由于民间借贷的自发无序和监管的严重缺失,人类的趋利本性,导致民间借贷往往从一般的生活消费、生产经营性借贷,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非法经营等刑事犯罪的方向发展,这就出现了大量的由同一行为引发的相互交叉的民事和刑事两个关系的民刑交叉案件。既然同一民间借贷行为同时涉及接受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的规范,就必然要考虑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适用和确定问题。两个诉讼程序的如何协调即在对民间借贷纠纷的处理上选择何种诉讼模式,是司法实践中解决刑民交叉的关键问题。在法律层面,除了《民事诉讼法》第150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中止诉讼外,并无其他关于刑民交叉案件程序处理的法律规定。从以往的司法实践看,对于民事行为本身涉嫌犯罪的程序处理,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处理问题的相关司法解释,处理刑民交叉问题长期适用的是“先刑后民”的司法原则。2014年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又联合颁布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第7条“关于涉及民事案件的处理问题”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正在侦查、起诉、审理的非法集资刑事案件,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就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或者申请执行涉案财物的,人民法院应当不予受理,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或者执行过程中,发现有非法集资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或者中止执行,并及时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由此可见,作为“两高一部”发布的最新处理非法集资形式案件的规范性文件,仍旧秉承了“先刑后民”的原则。根据上述,为彰显公权优先的价值理念,《规定》继续沿袭了该项原则,在第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第7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中止诉讼。”这也是“先刑后民”在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的重申和延续。同时为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规定》又作出了后续性补充规定,即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人民法院不能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 在坚持“先刑后民”原则的同时,为保障私权与公权享受平等的保护,防止公权过度干预私权、以刑止民,弱化民事诉讼的功能,《规定》确立了“刑民并行”的司法原则,第6条规定:“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当然适用“刑民并行”的原则应当是在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虽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有关联,但不是由同一事实引发的前提下才可适用。   【编者说明】   《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对民间借贷中的刑民交叉问题用了第5条至第8条四个条文进行规定。总体意见为:1、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2、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犯罪,如有人非法集资,把非法集资来的钱又转贷他人,后者转贷会形成民间借贷案件,但钱是非法集资所得,涉及非法集资线索的材料,应当要移送侦查机关,对于后面的民间借贷案件继续审理/3、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或者生效判决认定其有罪,出借人起诉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予受理;4、民间借贷的基本案件事实必须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而该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裁定中止诉讼。(参见王林清、司伟、潘杰:《民间借贷案件审理中的民刑交叉问题》,载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693点 ——非法集资犯罪与民间借贷案件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第六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38页:   如何理解与民间借贷案件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 在本规定的第5条中明确规定,如果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则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检察机关。司法实践中,借款人的借款行为本身就有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在这种情况下,应当不审理民事案件,而直接移送侦查机关。但是,如果借款人或者出借人的行为涉嫌犯罪,但该行为与民间借贷有牵连,却又不是借贷行为本身的,如何处理?例如,借款人为筹集到借款而私刻了某单位公章,并以私刻的公章在担保人一栏中盖章。借款人私刻公章的行为显然涉嫌犯罪,且这一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出借人相信有担保人从而能够顺利地出借款项。这种私刻公章的行为与民间借贷即属于有关联,但本身不是借贷行为,其私刻公章的行为并不是借贷行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对于民间借贷纠纷,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而就私刻公章涉嫌犯罪的问题,人民法院可以将有关犯罪线索材料移送给侦查机关,或者告知当事人向侦查机关控告或者报案。   【编者说明】   对于民事行为本身涉嫌犯罪的程序处理,主要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处理问题的相关司法解释。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这是目前为止对刑民交叉问题最为全面的规定,首次明确了以是否“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作为区分不同类型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方法的标准,即:刑、民分属不同法律事实的,刑民并行;刑、民属于同一法律事实的,先刑后民。该规定第11条明确了人民法院将有经济犯罪嫌疑的案件误当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后的处理方式,就是驳回民事起诉,将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及审查起诉。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出台《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第7条规定再次重申了这一处理原则。二者比较,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系以“同一法律事实”“同一法律关系”为标准;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系以“同一事实”为标准,在表述上直接着眼于“行为”或“事实”本身,以此作为判断刑民程序选择的标准。(参见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14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694点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的区分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著述】   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120页:   民间借贷行为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的最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向不特定的人借贷。民间借贷行为是机构或个人向特定的公民借款的行为,比如行为人向单位内部的职工或亲友之间的借贷。《合同法》第十二章规定,建立在真实意思基础上的民间借款合同受法律保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行为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3日公布《最高人民法院于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从法律要件和实体要件两个方面对非法集资进行了界定,即:非法集资是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定,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根据该解释,成立非法集资需同时具备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社会性四个特征,即: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参见张军主编:《刑法(分则)及配套规定新释新解》(第9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588页)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695点 ——主债务人已因主合同法律事实被判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对债权人起诉担保人或同时起诉担保人和债务人的民事纠纷应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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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 仅有转账凭证没借据的民间借贷,债权人也可胜诉(18个典型判例)

作者:唐青林 李舒 杨巍(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来源: 来源于公众号民商事裁判规则   转自:法客帝国 裁判要旨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被告以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为由进行抗辩的,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举证不足的,法院应认定借贷关系成立。 案情简介 一、姜功平向西安市中院起诉称,白世权向其借款,其已于2011年8月1日通过建设银行向白世权转账450万元,请求判令白世权、刘明芳(系夫妻关系)连带偿还欠款本金及利息。 二、白世权认可收到该笔转账,但认为该笔转账系合作投资款,并非借款。并提交了其与姜功平及案外人田耀凯于2012年5月27日签订的《关于开发特克斯县78团畜牧营的协议》以及其与姜功平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以证明其主张。 三、西安市中院认为,白世权主张450万元是合作投资款,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判决:白世权偿还姜功平450万元及利息;刘明芳对上述债务的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四、白世权、刘明芳不服西安市中院判决,向陕西省高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判决,驳回姜功平的诉讼请求。陕西省高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白世权不服陕西省高院判决,向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最高法院裁定驳回其再审申请。 败诉原因 白世权主张姜功平向其转账是支付合作投资款,并非借款。为此,白世权提交了其与姜功平及案外人田耀凯于2012年5月27日签订的《关于开发特克斯县78团畜牧营的协议》、其与姜功平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关于证据一,即2012年5月27日三方所签《关于开发特克斯县78团畜牧营的协议》,从该协议的内容看,是关于三方合作在特克斯县开发沙金矿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姜功平已按约完成出资300万元的义务,且双方均认可该300万元出资款与2015年2月12日双方所签《协议》中的450万元款项没有关系。因该协议与本案无关,故该证据不能证明白世权的上述主张。关于证据二,即2015年2月12日双方所签《协议》,从该协议的内容看,虽然个别条款中将450万元款项表述为“投资”款,但该表述与其他条款中“返还450万元”及“按月息2分计息”的表述相矛盾,且该450万元转款在前,而双方合作开发沙金矿在后,在姜功平不认可该450万元为合作投资款的情况下,白世权应当继续举证,但其未再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故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白世权的上述主张。因此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 败诉教训、经验总结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避免未来发生类似败诉,提出如下建议: 一、当事人应当树立证据保全意识,完整保存相关交易文件。具体到借贷关系中,当事人应保存的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借款凭证(合同、欠条、借据、收据等)、支付凭证(汇款凭证、转账凭证等)。这样做的好处是:对于出借人而言,在借款人欠钱不还时,可以列举充分的证据证明借贷关系成立;对于借款人而言,假设出借人仅凭转账凭证提起恶意诉讼,可以列举双方此前的相关交易文件证明其已还款或属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 二、当事人在诉讼前应认真研究举证策略,判断要列举的证据有利于己方还是对方。本案中被告白世权列举的2015年2月12日双方所签《协议》,不但不能证明张姜功支付的是投资款,反倒印证了双方的借贷关系成立。而且,根据相关规定,借贷双方未约定利息的,出借人无权主张支付利息。据此,被告白世权原本不用支付利息,但是其举出的上述协议载明了双方约定的利息,故法院据此判决其支付利息。  相关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第十七条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以下为该案在法院审理阶段,判决书中“本院认为”就该问题的论述: 关于白世权与姜功平之间是否存在借贷关系,白世权是否应向姜功平支付借款利息问题。姜功平于2011年8月1日通过银行向白世权转款450万元,对此,白世权并无异议,但认为该450万元不是借款而是投资款。为此,白世权提交了其与姜功平及案外人田耀凯于2012年5月27日签订的《关于开发特克斯县78团畜牧营的协议》、其与姜功平于2015年2月12日签订的《协议》,以证明其上述主张。关于证据一,即2012年5月27日三方所签《关于开发特克斯县78团畜牧营的协议》,从该协议的内容看,是关于三方合作在特克斯县开发沙金矿的协议。根据该协议,姜功平已按约完成出资300万元的义务,且双方均认可该300万元出资款与2015年2月12日双方所签《协议》中的450万元款项没有关系。因该协议与本案无关,故该证据不能证明白世权的上述主张。关于证据二,即2015年2月12日双方所签《协议》,从该协议的内容看,虽然个别条款中将450万元款项表述为“投资”款,但该表述与其他条款中“返还450万元”及“按月息2分计息”的表述相矛盾,且该450万元转款在前,而双方合作开发沙金矿在后,在姜功平不认可该450万元为合作投资款的情况下,白世权应当继续举证,但其未再举证,应当承担举证不足的法律后果。故仅凭该证据不能证明白世权的上述主张。 案件来源  姜功平与白世权、刘明芳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申3335号。   延伸阅读  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纠纷诉讼,法院审理中,具体可分为两种情形: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但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且举证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一、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但未举证证明其主张,法院认定借贷关系成立(10个判例)   案例一:童炼与陈岸廷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认为,“综合再审申请人的再审申请事由,本案核心问题在于童炼与陈岸廷之间是否存在借款合同关系。童炼依据工商银行的电子回单及银行流水主张其与陈岸廷之间发生475万元的借款关系,陈岸廷认可收到该笔款项,且双方无其他经济往来。童炼对其与陈岸廷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完成了基本的举证责任。陈岸廷抗辩称讼争款项系其父陈某某所借,且已归还,但未能提供相应证据予以证明。故二审认定童炼与陈岸廷之间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且童炼已向陈岸廷实际提供475万元的借款有事实依据。”   案例二:迟伟与王楠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认为,“王楠依据2010年10月22日、2011年1月21日向迟伟账户转款的转款凭证主张该两笔款项为借款债权,并向迟伟主张该两笔债权。迟伟对此予以否认,称该两笔款项系王楠丈夫楚金盛偿还的借款及工程结算款,但始终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迟伟提供的迟伟与楚金盛几次借款往来凭证,并不能证明该两笔款项系王楠偿还王楠或楚金盛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王楠于2010年10月22日、2011年1月21日向迟伟账户转款系借贷关系并无不当。迟伟举出楚金盛诉迟伟民间借贷一案二审庭审笔录,证明王楠在该案中作为证人出庭仅是证明其受楚金盛指示向迟伟账户转款的行为,并未直接向迟伟主张欠款。但在该案中,法庭对于王楠所转两笔款项并未认定系楚金盛向迟伟出借款项,而是告知另行主张权利,故王楠证言与起诉本案并不矛盾。”   案例三:郭明凡与郑引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认为,“2015年9月18日,郑引向郭明凡的银行账户转款共计430000元,郑引认为前述430000元为借款,郭明凡未向其归还,遂提起本案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郑引起诉时提交了其向郭明凡转款43万元的凭证,依照前述规定,首先推定其与郭明凡之间建立了43万元的借贷关系。现郭明凡认为郑引向其转款是其在案外人凤凰公司应得的工资、分红及营销费用等,由凤凰公司法定代表人廖金华委托郑引向其支付,对此主张,郭明凡应当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九十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在作出判决前,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根据郭明凡在一、二审举示的证据,尚不足以证明本案43万元是廖金华委托郑引支付的郭明凡在凤凰公司应得工资、分红及营等销费用,郭明凡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因此,原审判决根据优势证据原则,认定郑引与郭明凡之间43万元的借款关系成立并无不当。”   案例四:周忠东、李杰与郭子健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认为,“在李杰提供了银行本票且该本票金额已实际交付给周忠东的情况下,其对双方之间借贷关系的存在完成了初步举证责任,而周忠东并未抗辩主张李杰的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且周忠东没有证据证明实际借款人是郭子健或姚德全,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其抗辩主张不能成立,一、二审据此认定李杰向周忠东出借了150万元,周忠东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并无不当。”   案例五:李秀群与王玉顺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认为,“王玉顺为主张债权,向一审法院提交了其向李秀群银行账户汇款5万元的转账凭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李秀群一、二审时抗辩该5万元转账系其他经济往来,但未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也未到庭作出合理说明,故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诉讼后果。……因此,原审判决认定王玉顺与李秀群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李秀群应承担偿还借款责任,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案例六:葛苏宝与徐永青、于江萍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徐永青、于江萍已经实际收到了葛苏宝汇出款项210万元,扣除已归还部分110万元后尚余100万元。就款项的性质而言,虽然葛苏宝对其主张的借贷关系未提交借贷合同等证据予以证明,但是徐永青辩称接受款项的目的是受葛苏宝之托从事证券交易,其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徐永青所举证的账户往来、银行凭证等虽能证明所收取的葛苏宝款项均进入了家庭成员证券账户,但因徐永青本身也从事证券交易,不能排除其向葛苏宝借款用于个人证券买卖等可能。故徐永青举证尚不足以证明案涉款项属于委托从事证券交易性质,二审判决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应予维持。”   案例七:常州凯都电器有限公司与常州明龙再生科技有限公司合同、无因管理、不当得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关于借款往来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凯都公司举证的借贷协议均无刘伟签字和股东确认,不符合2013年4月23日协议书确定的合同生效条件;但是对于凯都公司已经汇入明龙公司款项,明龙公司如不能说明占有相关款项的合法理由,则应承担还款义务。其中2013年10月10日的10万元借款系9月30日20万元借款归还10万元后尚欠款项;2013年10月28日的100万元、11月13日的78万元收款人虽为今朝伟业公司,但根据查明事实,今朝伟业公司和明龙公司之间存在合作关系,明龙公司又与凯都公司签订借款协议、指令付款,故今朝伟业公司收款系代明龙公司收取,明龙公司应当承担还款义务。故一审法院对于借款往来金额的认定并无不当。”   案例八:李伟银与肖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肖柏已经提供了汇款给李宪一33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但李伟银及李宪一均未能提供证据证明该款项已经偿还或属于其他债权债务关系。故本院对李伟银关于该330万元汇款与本案无关的上诉主张,亦不予支持。一审法院按照肖柏提供的汇款凭证确定李宪一的案涉借款数额,对肖柏主张现金给付的借款金额均未予认定,已尽到必要审查义务,对李宪一借款数额的认定并无不当。”   案例九:苏中解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中,张金山依据中国银行汇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要求苏中解偿还借款,苏中解辩称未向张金山借款,曾委托张金山办事时,向张金山账户存款90万元,并交付张金山鸡血石等财物,后因事情未能办妥,双方协商,张金山退还200万元。依据上述法律规定,苏中解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其在本案中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主张,一、二审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民间借贷的事实,并无不当。”   案例十:郑英帅与詹照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再审民事裁定书认为,“该条款对于出借人仅凭银行汇款凭证提起民间借贷之诉的情形做了规定,但仅限于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情形,且被告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由此可见,对于仅凭银行汇款凭证起诉的,最高人民法院并不要求原告主动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此外,郑英帅抗辩其银行卡收取詹照华12万元款项系其他关系应提供相应证据,但其自己关于归还银行卡的陈述与其申请的证人证言并不一致,而其对银行卡出借给刘伟忠的经过以及该银行卡的频繁大额款项往来等事实均不能给出合理解释,故其抗辩不能成立。”   二、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且举证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如原告未继续举证证明,认定借贷关系不成立(7个判例)   案例十一:王林与李本强、徐建利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 认为,“关于当事人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事实认定问题。王林主张其与李本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但只提供了银行业务对帐单、交易明细、转帐凭证等证明资金流向的证据,并未举出双方存在借款关系的其他相应证据,对借款事由、利息、资金来源的举证及理由并不充分。而李本强举证证明存在着李本强向刘某打款,刘某再向王林打款超过2000万元的资金流向,刘某在一审亦出庭作证证明系王林向李本强借款。根据现有证据不能认定双方资金往来是否属于李本强借款,原审相关认定并不缺乏证据证明。关于原审适用法律是否确有错误的问题。关于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主张法律关系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产生该法律关系的基本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王林主张存在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由其举证证明存在民间借贷相关的基本事实,在其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双方资金往来属于李本强借款的情况下,李本强自无需承担还款的证明责任,原审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并无不当。”   案例十二:王辉与王健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民事判决书认为,“王辉作为债权人向王健主张债权请求权,应提供其与王健之间借贷关系存在且还款期限已届满的法律事实成立的证据。为此,王辉应该为下述两个要件事实的成立负举证责任,其一是借款合同的成立和生效,其二是已经履行了借款合同的义务。从本案查明的事实来看,王辉提交了载明用途为‘借款’的银行转账凭证,且办理该笔300万元转款时王健亦在现场,以此来证明其尾号3305银行卡给王健账户转账的300万元是其向王健出借的款项。由于本案没有书面的借款合同或借据,首先,王健对王辉主张双方达成的是口头借款协议不予认可。其次,王健认可该笔300万元进入自己账户且办理转款时在场,但否认该笔300万元为其向王辉的借款,并为此提供了王云于2012年4月19日收到王辉涉案银行卡后出具的收条,以此证明王辉的涉案银行卡及密码(卡内有2700万元)在该笔300万元转账的当时已交由王云掌控。虽然银行汇款凭证上载明用途为借款,但鉴于在王云掌控涉案银行卡的时间段内,从该银行卡划向王健账户的300万元,只与王云有关,与王辉无关,其与王辉之间不存在借款关系。据此,二审法院认定王辉仅证明其尾号3305银行卡的300万元转入王健账户,并未能够有效证明该300万元系王辉出借给王健,王辉未能对其与王健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完成举证责任,并无不当。根据本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七十六条‘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的规定,二审法院对王辉关于王健向其借款300万元应承担还款义务的主张不予支持,并无不当。”   案例十三:卢继东与韩素英、高立在等民间借贷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民间借贷法律关系的有效成立,须有借贷双方当事人的真实合法意思表示一致和借款的实际交付。本案中,上诉人卢继东未能提交借款合同、借据等能够证明借贷关系成立的有效证据,在被上诉人韩素英否认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情况下,上诉人卢继东仅凭涉案款项进入韩素英的银行卡以及和韩素英认识,并不能证明双方形成借贷的合意,该情形也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规定的举证责任转移的情形。相反,韩素英提交的卢继东的尾号为9188的民生银行卡交易记录、卢继东和张立岗2012年3月27日签订的借款协议及借条、双方之间的手机短信内容、以及日照浩德司法鉴定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等,能够证明张立岗利用韩素英的尾号为2119的银行卡与卢继东实施过民间借贷行为,并且涉案800万元中的650万元由张立岗从该银行卡分别转入潍坊亿盛投资有限公司、山东世茂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指定的收款人账户,该事实与张立岗自认其是涉案800万元借款人的事实吻合。上述证据的证明力大于卢继东为证实其与韩素英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而提交的银行转账凭证等证据的证明力,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卢继东和韩素英之间不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并无不当。”   案例十四:张大超与林水英、黄鹤桢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中,林水英已举证证明其于2011年向银行贷款人民币34万元后于当日即将款项转入了张大超之子张帆的账户,且张大超转入林水英银行账户34万元时,注明是‘还贷款’。因此现有证据无法认定张大超转给林水英的款项是借款,张大超仍应当就借贷关系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其无法进一步提供证据证明,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张大超要求林水英、黄鹤桢还款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案例十五:田学祥与袁鑫民间借贷纠纷申诉、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中田学祥称袁鑫因承包城口县三合水库隧道工程向其口头约定借款14万元,并向人民法院举示转账凭证。袁鑫抗辩称该款项系田学祥交付的合伙出资款,为证明其主张向人民法院陈述了田学祥交付合伙出资款的过程和申请相关证人出庭作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的规定,田学祥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因田学祥举示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与袁鑫存在借款合同关系,一、二审人民法院判决驳回田学祥要求袁鑫归还借款的诉讼请求并无不当。”   案例十六:青岛玉柘木业有限公司与周健民间借贷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裁定书认为,“申请人向一审法院起诉主张其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证据是20万元的银行转账支票,该转账支票仅能证明双方之间发生过转账付款行为,但基于何种原因行为或者基础法律关系发生的转账付款行为,转账支票上并无明确记载,也就是说,转账付款行为是合同履行行为,而非合同成立行为,申请人仅凭该转账支票无法直接证明双方之间成立了民间借贷关系,同时申请人也不能提供其他充分证据对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加以印证和补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七条的规定:‘原告仅依据金融机构的转账凭证提起民间借贷诉讼,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间借款或者其他债务,被告应当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本案中被申请人周健提供了相应证据证明涉案20万元是申请人代替张吉春、张守玉偿还债务,完成了基础举证责任,申请人仍应就其主张的民间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后续举证责任,申请人原审中提供的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双方之间具有成立民间借贷关系的合意,故二审判决以申请人举证不能、证据不足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举证责任分配原则的规定。”   案例十七:何继民与曾晓波民间借贷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认为,“本案中,何继民主张其通过银行向曾晓波转账的250000元是借款,但其并未提供借条等证据证实该主张,仅提供了银行转账凭条,该凭条仅能证明其向曾晓波转款的事实。而曾晓波主张双方存在合伙关系,该笔款项是合伙资金,并提供了视频音频资料用于证明自己的主张。何继民仍需就双方之间存在借贷合意进一步举证,但其并没有提供证据证实,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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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P2P 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 民间借贷

关于开展 P2P 网络借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联合工作办公室、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为深化 P2P 网络借贷(以下简称网贷)专项整治工作,分类指导、精准施策,督促网贷机构合规经营,加强风险管控,回归信息中介本质定位,同时,通过合规检查,正本清源、市场出清,稳妥有序化解存量风险,引导行业良性退出,保护出借人和借款人合法权益。现就开展网贷机构合规检查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一)标准统一。严格按照网贷“1+3”制度框架及有关规章制度,统一明确标准,提高质效,从严把关。 (二)全量覆盖。针对已经纳入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网贷风险专项整治名单的网贷机构开展检查,做到机构与业务检查全覆。 (三)真实准确。检查过程清晰透明,检查结果客观准确,报告内容实事求是,经得起市场的检验。 (四)查改结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风险点要坚持边查边整,即查即改。 二、检查内容 (一)检查依据。按照《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及资金存管、信息披露指引等要求,结合《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以下简称《问题清单》)严格执行。 (二)重点内容。本次合规检查重点关注以下十个方面: 是否严格定位为信息中介,有没有从事信用中介业务; 是否有资金池,有没有为客户垫付资金; 是否为自身或变相为自身融资; 是否直接或变相为出借人提供担保或承诺保本付息; 是否对出借人实行了刚性兑付; 是否对出借人进行风险评估并进行分级管理; 是否向出借人充分披露借款人的风险信息; 是否坚持了小额分散的网络借贷原则; 是否发售理财产品募集资金(或剥离到关联机构发售理财产品); 是否以高额利诱等方式吸引出借人或投资者加入。 三、机构自查 (一)组织自查。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联合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网贷整治办)组织注册在辖内的网贷机构开展自查。 (二)报告内容。自评结果及检查详情,包括但不限于:发现的问题及整改进度、存量业务规模和风险化解情况、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或风险隐患等。自查报告须加盖机构公章、高管人员及主要股东签章,同时出具高管及主要股东签署的真实性承诺书。 (三)报告路径。自查报告报送至注册地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网贷整治办。 四、自律检查 (一)开展检查。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网贷整治办督促并指定一家地方性互联网金融协会或相关机构对辖内机构开展自律检查。其中,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对网贷会员实施全覆盖自律检查。 (二)报告内容。自律检查报告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总体概况、地区机构合规情况、发现的高频问题、主要风险隐患,单个被查机构详细情况、合规评价及监管建议等。自律检查报告须经检查人员及协会(检查机构)主要负责人签章确认并签署对检查内容真实性负责的承诺书。拥有双重会员身份的机构,地方互联网金融协会和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应分别独立出具自律检查报告。 (三)报告路径。自律检查报告报送至各网贷机构注册所在地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网贷整治办。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的自律检查报告按网贷机构注册地分别打包报送至相应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网贷整治办,同时抄报全国 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五、行政核查和检查汇总 (一)行政核查。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网贷整治办在机构自查和自律检查的基础上,择机就报告内容及数据的真实性等进行行政核查。如发现存在内容不真实、故意瞒报、漏报、弄虚作假等情况,要严肃通报,追责问责,并对网贷机构实行“一票否决制”。 (二)总结上报。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网贷整治办汇总辖内机构检查情况,,形成总结报告。 (三)报告内容。分别报告机构自查情况、自律检查情况和行政核查情况,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总体概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风险隐患,机构分类情况及监管意见,下步监管计划等。总结报告须经各省(区、市、计划单列市)金融办(局)、银监局相关负责同志签字确认。 (四)报告路径。总结报告报送至全国P2P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抄送全国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六、其他要求 (一)时间安排。本次合规检查应于 2018年12月底前完成,机构自查、自律检查、行政核查的具体进度可由各地因地制宜,稳妥安排。 (二)检直方式。机构自查与自律检查、行政核查压茬推进、有序展开,交叉核验。 (三)分类处置。各方确认的基本符合信息中介定位和各类标准的网贷机构将接入信息披露和产品登记系统。经过一段时间运行检验后,条件成熟的机构可按要求申请备案。关于合规机构接入相关系统和申请备案的具体标准及程序另行通知. 附件:《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合规检查问题清单》 P2P 网络借贷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银保监会普惠金融部代章) 2018年8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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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

法〔2018〕21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民间借贷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多元化融资需求,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完善。与此同时,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也呈现爆炸式增长,给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新的挑战。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披着民间借贷外衣,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新型犯罪,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为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工作的评价、教育、指引功能,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力度。“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型犯罪特征,善于通过虚增债权债务、制造银行流水痕迹、故意失联制造违约等方式,形成证据链条闭环,并借助民事诉讼程序实现非法目的。因此,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对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及银行流水等款项交付凭证进行审查外,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经济能力、财产变化情况、当事人关系以及当事人陈述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度,查明事实真相。   二、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要切实提高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加强对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发现涉嫌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的,要及时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处理。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切实防范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利用民事判决堂而皇之侵占被害人财产。刑事判决认定出借人构成“套路贷”诈骗等犯罪的,人民法院对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生效判决,应当及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三、依法严守法定利率红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依法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应当从严把握。人民法院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当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出借人主张系以现金方式支付大额贷款本金”“借款人抗辩所谓现金支付本金系出借人预先扣除的高额利息”的,要加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交付情况等证据的审查,依法认定借贷本金数额和高额利息扣收事实。发现交易平台、交易对手、交易模式等以“创新”为名行高利贷之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发送司法建议函等有效方式,坚决予以遏制。   四、建立民间借贷纠纷防范和解决机制。人民法院在防范和化解民间借贷各类风险中,要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紧紧依靠党委领导和政府支持,探索审判机制创新,加强联动效应,探索建立跨部门综合治理机制。要加大法制宣传力度,引导社会良好风气,认真总结审判经验,加强调查研究。   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   2018年8月1日 来自实务的部分考虑 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案件一方面要审查债权凭证、付款凭证出具的背景,判断其基础法律关系是否为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以及被告是否已经实际收到付款凭证所涉款项,是否存在虚构或虚增借贷金额的情况;另一方面要对被告抗辩已经还款和抗辩借贷行为没有发生两种情形的举证证明责任分配问题,作出合理界定。对被告抗辩因原告失联或拒不接受还款及利息导致其无法按约定还本付息的,应由被告对其主张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如果被告能证明原告确实存在上述情形,则一般不宜支持原告有关被告逾期付款违约责任、逾期高额利息的主张。对被告抗辩原告并未实际给付借款的情形,由于没有发生的事实属于消极事实,一般无法积极举证。故被告只需就没有收到相应借款作出合理说明即可。此时,并不能要求被告就此承担举证证明责任。反而应当由原告承担借款已经实际给付的举证证明责任。如果原告提交的证据未达到高度可能性,则由人民法院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此外,如果代理人对款项出借情况以及还本付息情况说不清楚,则应通过通知当事人本人到庭、签署保证书、接受询问等方式,进一步查明事实,并由此增强法官心证。   司法实务中,民间借贷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经常存在交叉,容易混淆。例如,民间借贷行为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等非法集资犯罪等经常容易混同。除此之外,近年来在个别地方“套路贷”盛行。所谓“套路贷”本质上是出借人以民间借贷为名,实质利用各种欺诈、胁迫等手段诈骗借款人名下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为了打击“套路贷”这种名为民间借贷,实为诈骗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人民法院一旦发现民间借贷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如果最终公安或者检察机关不予立案,或者立案侦查后撤销案件,或者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经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定不构成非法集资犯罪,当事人又以同一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至于人民法院立案后,发现与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虽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此外,如果刑事判决认定出借人构成“套路贷”诈骗等犯罪的,则说明当事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民间借贷关系。进而,当事人可以通过对之前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生效判决申请再审或由人民法院依职权启动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利率标准的确定涉及到国家货币政策和借款人负担能力,属于政府管制对象范围。故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确立了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两限三区:1区为超过36%部分不保护;2区为超过24至36%部分类推自然债务,给了就不能主张返还,没给的也不能主张要;3区为24%以下部分,属于合法利息,应当保护)。司法实务中出借人为了规避上述最高利率标准,往往采用“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金”“延期费”等形式变相突破司法解释确定的最高利率标准。对此,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了约定的逾期利率、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类推该条规定,出借人主张上述各种费用的,也不予支持。但如果约定的是正常律师费用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则属于对当事人损失填补的约定,不存在变相提高利率之嫌,可以考虑予以支持。司法实务中,还有所谓“砍头息”情形,也即所谓现金支付的本金中有一部分并未支付,而是以高额利息被出借人预先扣除。这也是“套路贷”常见手法之一。对此,加强对出借人主张的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交付情况等证据的审查。具体来说,应斟酌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是否存在高额利息预先扣除后仍计入本金的情形。针对最近不少P2P平台涉嫌非法集资等违法犯罪的情况,人民法院审理涉及P2P平台的民间借贷案件时,如发现以“创新”为名行高利贷之实的情形,应当及时向有关部分发送司法建议函,涉嫌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涉嫌非法集资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检察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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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转账凭证时民间借贷案件的事实认定

—— 兼谈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十七条的理解与适用   倪芸萍   【案情】 原告:陈某杰。 被告:贾某、景某。 贾某系景某良的妻子,景某系景某良的女儿。陈某杰与景某良系朋友关系。2009年7月9日,陈某杰向景某良的银行账户转入230000元。2010年8月22日,景某良立下遗嘱,将其名下的所有财产全部留给景某。2010年12月2日,景某良因病去世。陈某杰称,2009年7月9日通过银行转账的230000元系其出借给景某良的借款,但双方并未形成书面借条。贾某系景某良的妻子,该笔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且景某良将名下所有财产全部遗留给景某,故景某亦应承担此笔款项的还款义务。故请求法院判令贾某、景某归还陈某杰借款人民币230000元,并自起诉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利息。 【审判】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原告主张双方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应当对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尤其在本案“借款人”景某良已经过世的情况下,原告陈某杰更应对此充分举证。但本案中,首先,陈某杰仅提供了230000元的打款凭证,并无其他证据佐证其与景某良之间已达成借款合意。根据涉案协议书、银行个人业务凭证、领付款凭证等显示,陈某杰与景某良素有经济往来,陈某杰仅以打款凭证主张借贷关系,难以成立。其次,双方在景某良病重时曾签订协议书一份,对于2006年至2008年间景某良交给陈某杰的投资款及2010年陈某杰代景某良偿还的银行贷款均进行了结算,却未提及2007年的该笔“借款”,不符合常理。综上,原告陈某杰主张景某良向其借款230000元,要求被告贾某、景某承担还款责任,缺乏证据支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故判决驳回陈某杰的诉讼请求。 宣判后,陈某杰不服一审判决,向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该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五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二条的规定,一审法院认为陈某杰作为主张与景某存在民间借贷关系的一方,应对借贷合意、借贷事实的发生承担证明责任有法律依据。陈某杰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其于2009年7月9日向景某良银行账户转入的230000元系景某良向其所借款项,陈某杰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贾某、景某以陈某杰没有证据证明其与景某良之间存在借款关系合意进行抗辩,并未以“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为由进行抗辩,一审法院亦未适用民间借贷若干规定十七条的规定,故陈某杰认为本案应适用民间借贷若干规定十七条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综上,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一)案涉民间借贷事实认定的推理过程 民间借贷纠纷的基本事实包括两个要素,即借贷合意与款项交付。根据民事证据若干规定第2条及第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91条第1款及第108条的规定,民间借贷案件适用“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规则,且其证明标准为高度盖然性。故原告作为出借人,应当承担举证证明上述二要素的存在具有高度盖然性的责任。 本案中,原告提交的证据为转账凭证,故款项交付事实得以证明。而就借贷合意而言,存在如下疑点:(一)陈某杰与景某良之间曾有合作关系,款项往来频繁;(二)双方在景某良病重时曾签订协议书一份,对于2006年至2008年间景某良交给陈某杰的投资款及2010年陈某杰代景某良偿还的银行贷款均进行了结算,却未提及2007年的该笔“借款”;(三)景某良于2010年去世,而陈某杰却在六年后即2016年才提起本案诉讼。综合上述事实背景,陈某杰主张的借贷事实并未满足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负有举证责任的陈某杰应对此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7条的理解与本案的法律适用 陈某杰根据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认为其提交转账凭证后,已经完成了对借贷事实的证明,举证责任转移,应由贾某、景某提交证据证明陈某杰与景某良之间的该笔款项系其他权利义务关系,因贾某、景某并未提交相应证据证明,故应认定陈某杰的主张成立。从上述条文的字面意思来看,这一主张似有合理之处。实际上,自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7条出台以来,类似争议不断,不少学者认为该条款加重了被告的举证责任,明显不公平。针对上述争议,笔者试图对该条款所蕴含的基本规则、实际含义及其局限性加以分析,以明确其适用范围,避免条文冲突。 1.以转账凭证初步认定借贷事实是对经验法则逻辑路径的成文化。与其他合同类行为相比,民间借贷是最为广泛的社会经济行为,其产生与履行过程随意性较强,形成证据内容简单、形式多元,故更依赖于法官通过逻辑规律和经验法则解读证据,认定事实。而自由心证与法官个人的逻辑思维、专业知识、价值取向、生活经验等密切相关,导致认定结果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故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6、17条针对近年来司法实践进行经验总结,[1]就具体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设定规则,以衡平经验法则适用过程中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引导认定结果的趋同性。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6、17条均提出了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即首先由原告就借贷关系的存在进行初步举证,被告提出抗辩的,应当对其抗辩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2]其中,第17条认为,原告提交了款项实际支付的证据,即应当认为对其与被告之间存在借贷关系的事实完成了初步举证。该条之所以以转账凭证认定借贷事实,主要是考虑到传统的民间借贷多为熟人借贷,借贷合意的确定以口头约定为主,存在借条等书面依据的较少,而转账凭证直接印证了款项交付事实,故以此推定借贷合意要素。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对满足一定客观条件下法官自由心证的推断并予以成文化。在不存在相反或相矛盾的事实予以推翻或质疑的情况下,可认定原告提交的转账凭证的初步证明效力,这在实践中也符合法官自由心证的逻辑。 2.被告证明其抗辩主张并非导致举证责任转移的唯一途径。第17条认为,“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的,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提供相应证据证明其主张后,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上述过程展现了举证责任在原被告之间转移的具体情形。理论上,举证责任分为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和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在当事人之间不断变换,是指当事人之间的立论、论证、驳论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攻防过程。[3]在民间借贷案件中,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关系的责任在于原告,若原告所举证据不能证明其事实主张,以及被告提供证据推翻了原告的主张或导致原告主张的事实真伪不明,则由原告承担不利的诉讼后果。在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可能会反复出现行为意义上举证责任的转移,但不影响结果意义上举证责任的承担。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7条中所述的举证责任转移亦应如此。但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7条规定的情形较为具体而表述过于简单,导致在理解和适用中存在歧义。《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一书中认为:“被告的抗辩内容实际上是一个新的主张,即当事人之间存在原告所主张的借款关系之外的权利义务关系,按照主张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应当对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存在的事实负举证责任的原理,被告对于其所主张的双方之间存在其他借款关系或者其他债权债务关系等,即应负相应的举证责任,需要提供证据予以证明。”[4]即被告对其抗辩事实的举证亦应满足高度盖然性标准,之后举证责任归于原告。但若被告的举证不足以证明其抗辩主张,则此时举证责任有无可能转移?败诉风险又如何分配?条文未予以明确。故有观点认为,该条意味着若被告不能证明其抗辩主张,则由被告承担败诉风险,这即是陈某杰上诉时所持主张。但这与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转移理念明显存在矛盾。 根据举证责任原理,本证必须达到高度盖然性,反证只需使心证发生动摇。换言之,被告的举证目的并非是证明双方之间存在其他权利义务关系,而是证明原告的主张不成立或真伪不明,前者是实现后者的途径之一。即便被告未能证明双方存在其他借款或债权债务关系的,亦不必然导致其承担败诉结果。一方面,当被告抗辩其他借款或债务的举证未达到高度盖然性标准,但其举证已导致原告诉请真伪不明的,原告即需要进一步举证;另一方面,若被告抗辩的事由并非双方存在其他借款或债权债务关系的,其举证证明其他抗辩主张成立或导致借贷事实真伪不明,原告仍需进一步举证。即如下图所述,存在四种被告抗辩成功的途径,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7条仅明确了第一种途径,并不影响当事人通过其他途径进行抗辩并举证的权利。     (三)适用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7条的约束与保障 民间借贷若干规定第17条通过设定具体规则对特定情境下的证据认定进行规制,然而其行文的简洁性却容易推导出一刀切地将转账凭证认定为借贷事实并要求被告举证证明抗辩主张的论断,这明显有悖于日常生活经验以及司法实践,故在适用该条款时仍应当遵循民事诉讼的基本举证规则与证明标准,综合考虑其他事实与证据。 1.在被告未到庭提出抗辩时,要综合考量全案事实背景。民间借贷案件事实情况复杂,背景多样化,从符合特定背景的转账凭证推断出民间借贷合意,并无不当,但在不同背景事实条件下,必然存在转账凭证不等于借贷事实的可能性,不能机械适用这一条款。在确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应充分发挥法官的庭审引导能力,全面审查借贷方之间的关系、经济能力、交易习惯、借贷细节的合理性等因素,以背景事实加成单一证据定案的可靠性。 2.当被告提出抗辩时,严格遵循条文表述,根据被告抗辩的内容及举证情况确定是否适用该条款。如前图所示,被告的抗辩及举证情形存在六种可能,除第一种之外,其余均应尽量避免适用第7条,而根据一般证据规则出发认定证据与事实,以免出现前文所述的理解分歧。这即是本案二审判决所采取的做法。 3.判决中公开自由心证的过程。不可预知的现实生活与纷繁复杂的证据形式,天然地依赖于法官自由心证,民间借贷若干规定试图通过更精细化的指引,规范事实认定的方向与进路,[5]但立法滞后于现实需要的必然性,导致司法实践不断行走于自由与规范之间,寻求最佳路径。为了更有效地规制自由心证,无论是否适用该条款,法官都应在判决书中释法析理,正面回应当事人诉求,明确适用与否的理由,展开证据认证与事实认定的逻辑过程,促进主观化的自由心证过程客观化,既有助于当事人了解审判过程与裁判理由,息诉服判,亦有利于社会对审判权进行有效监督与制约。□ 注释: [1]杨临萍、姚辉、韩延斌、王林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法律适用》2015年第11期,第6页。 [2]同[1]。 [3]李可:《举证责任研究——法理的视角》,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62页。 [4]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307-308页。 [5]罗书臻:《规范民间借贷,统一裁判标准——杜万华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人民法院报》2015年8月8日。 作者单位: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系省高院挂职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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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民间借贷 统一裁判标准(杜万华答记者问) 民间借贷

规范民间借贷 统一裁判标准(杜万华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答记者问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  杜万华 (2015年8月6日) 为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切实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充分保护人民群众和广大民事主体在民间借贷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资金融通秩序,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经审判委员会五次专题讨论,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值此司法解释公布之际,最高人民法院负责人就《规定》的有关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问:请您具体给我们解释一下《规定》出台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该解释与1991年出台的《若干意见》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答:谢谢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民间借贷由来已久,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里一直都存在民间借贷,延续到现在。在世界各国也存在民间借贷。对于民间借贷这种现象,官府进行管制也是长期的,比如说古代明清时期,管制的利率不能超过三分,如果再高就按照刑法手段处理。新中国成立以后,最高人民法院最早于50年代初对东北辽宁就有过一个关于民间借贷的批复,里面就确定了四倍利率这样一个做法,以后长期以来这个四倍利率一直在审判实践中运用,1991年,我院曾就民间借贷案件问题颁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当时制定那个解释的时候继续沿用了这个做法。 现在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时代,要重新全面地修改制定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呢? 1991年的司法解释是根据1979年以来改革开放的情况,总结当时的审判经验作出的。这个规定对于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1991年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1993年我们确立了要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来,变化就更加巨大。我觉得这个变化产生了一种新的需求,至少有这么几点: 第一,民间借贷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以前老百姓的民间借贷主要是生活性借贷,例如生活缺钱,向朋友亲戚借点。生产经营性借贷所占的比重相对较低。但是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国民的财富在增长,因此民间借贷的内容也在发生变化。就目前来讲,生产经营性的借贷大幅度上扬,相反生活性的民间借贷大幅度下降。大家生活的周围恐怕很少有朋友因为生活窘迫借款,这个所占的比重已经比较低。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第二,这几十年来民间借贷的主体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民间借贷的主体几乎都是自然人,在计划经济时代,很少有企业借贷的,在改革开放特别是1993年之后,借贷的主体逐渐地从自然人之间的借贷、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发展到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主体变化很多,甚至发展到企业的负责人以自然人的身份借贷,借贷以后又用于企业,这样的情况非常复杂。这是第二种变化,也是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需要考虑的现实。 第三,民间借贷大量出现以后,现在非法集资的现象在我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非常普遍,因此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犯罪往往交叉,这种情况也比较多。怎样把这两方面的情形理清楚,既要打击非法集资,因为非法集资所产生的恶果很大,会破坏我们的金融秩序、经济秩序,甚至危及社会稳定,但又不能说一刀切的将民间借贷都不要了,这会对我们的生产经营产生很大影响,怎么样厘清这个问题确实是当前司法工作中的难题,是需要考虑的。 第四,刚才所说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已经非常普遍,以前企业间拆借是不合法的,但是出现了许多规避借贷行为被认定为无效的种种企业借贷运作模式,怎样规范企业之间的借贷,也是我们必须要着重考虑的一个问题。 第五,随着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入,利率的市场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中央也在大力推进。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比如说央行在2013年7月就规定了不再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而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公布的司法解释是要以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为标准,按四倍来计算借贷合同的利息是否受民事法律保护。一旦不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以后,大量的案子将没办法审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能不对以往的司法解释进行修改。这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制定《规定》的主要原因。   问:民间借贷因涉嫌非法集资而触犯刑事法律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在此类案件中,当事人既有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也有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问《规定》如何协调刑事与民事的关系? 答: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确实涉及到民刑交叉的问题,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着大量的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往往都与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还有集资诈骗罪等刑事案件交错。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来协调处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是我们当前处理民间借贷纠纷中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2014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曾经共同颁布了《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按照这个《意见》,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如果发现有非法集资的犯罪,应当要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这一次我们制定司法解释的时候,实际上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重申,也就是重新把它规定到我们民事司法解释里面来。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非法集资案件涉及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利益,在处理上应当坚持一体化解决的原则,防止有的受害人获得足额清偿而有的受害人却根本不能得到补偿的现象发生。因此,只要是涉及到非法集资犯罪的案件,民事案件审理中发现了就要移送。法院就不再审理了,这是一种处理方式。 第二类处理方式,如果在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过程中,涉及到非法集资等犯罪的线索与材料,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怎么办?比如有人非法集资,把非法集资来的钱又转贷给他人,后者转贷会形成民间借贷的案件,对这类案件怎么办?我们新的司法解释第六条做了规定,涉及非法集资线索的材料,我们应当要移送到公安机关或者是检察机关,但是对于后面的民间借贷的那部分案件还要继续审理。 第三类情况,在审理非法集资的案件过程中,可能会涉及到担保人的担保责任问题,我们在审理案件中不因为一部分当事人的非法集资犯罪就认定整个合同无效,担保人的担保责任也没了,这是不行的。遇到这种情况,只要当事人要起诉担保人,对这类案件,人民法院是应当予以受理的。 第四种情况,如果民间借贷的案件审理过程中,案件的基本事实需要刑事案件查清以后才能继续审理的,这类案件就应当中止审理,因为犯罪事实的行为可能涉及到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基本案件事实可能涉及到主体、权利义务的确定等,这一类我们要先刑后民,先把刑事案件结案了,我们民事案件才能恢复审理。   问:在《规定》里提到有24%和36%这样两个数字,您刚才也说了民间借贷年利率以前是按照银行的同期利率四倍来计算,为何要作出这样的修订,请您再具体说一说。 答:你的问题涉及到本次司法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利率问题。为什么这么规定?我们本次规定利率有几个特点:第一,规定的利率是一个固定利率,而不是像以前是参照央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第二,我们划了“两线三区”。首先划了第一根线,就是民事法律应予保护的固定利率为年利率的24%。第二条线是年利率36%以上的借贷合同为无效,通过这两线,划分了三个区域,一个是无效区,一个是司法保护区,一个是自然债务区。为什么考虑24%的利率?刚才在前面已经讲到,年利率四倍的历史渊源流长,其实在古代的时候月利率两分,也就是大约24%的含义。我们在制定司法解释的时候就研究过从古到今利率的变化,特别是1990年以来央行颁布的整个利率的线索,我们研究发现,央行颁布的贷款基准利率变化比较大,最低是百分之二点几,最高的是百分之十二点几,中间较多的是5%-8%,最后我们折中就选了6%,又参照传统四倍的含义,四六二十四,就是这样来的。因此,24%的利率是长期以来我们在审判实践中所确立的一个执法标准,实际上也是从古至今在民间利率方面的一条规则,不算我们的独创。 第二,为什么要规定36%以上无效?按照1991年的司法解释,规定是银行贷款基准利率的四倍,超过部分不受法律保护。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含义,就是说你要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动用国家强制力来保护你所获得利息,超过四倍不保护,但是如果当事人愿意自动履行的,法院是认可的,如果当事人履行了以后,再反悔想要回来,法院是不支持的,1991年的司法解释是这个含义。我们总结这么多年来经济发展的情况发现,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利润相应来说肯定没有这么高,如果我们不把高利贷控制住,对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对于中小微企业的发展是不利的。所以这次规定了年利率36%以上就无效,这个无效的含义是如果当事人原来自愿偿还了利息,基于合同无效,还可以要求返还,这是对1991年的司法解释重大的修改。规定36%以上无效,是基于现实社会的实际情况,经商相关主管部门,同时也参考了国外的一些立法例而划定的。国外有一些地区也规定,在利率无效的情况下是要返还的。对于24%-36%之间的这一部分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自然债务看待,如果要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保护,法院不会保护,但是当事人愿意自动履行,法院也不反对。   问:认定企业之间借贷行为合法有效,可以说是这部司法解释的亮点之一,之前司法实践一般都认定为是无效的,本规定在认定企业之间的拆借行为效力上是一律认定为合法有效,还是有一定的限制性条件? 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如何认识企业之间的借贷问题。的确正如你说的,我们对于企业之间借贷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这与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是相适应的。以往,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被认定为是无效的,为什么要认定无效呢?因为当时基于1996年央行发布的《贷款通则》,加之最高人民法院也做了一些司法解释,认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会破坏金融秩序,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认定企业与企业之间借贷的合同是无效的。而且这个规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废,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健全和完善,这一规则出现了一些问题。第一,1999年《合同法》生效,《合同法》规定要认定合同无效只能依据国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从现有的国家法律和行政法规来讲,没有明确规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是无效的。当然《贷款通则》是规定了,但是它属于一个部门规章,它的法律效力等级还没有上升到行政法规和法律的层面。《合同法》出现以后,就面临着法律上的冲突。第二个原因是与物权法的冲突。 2007年,我国颁布了《物权法》,按照物权法的规定,物权的权利人有权依法自由的处分自己的财产,货币资金当然是属于他的财产,他当然可以处分。如果依据《贷款通则》就无权处分,显然这样的规则与《物权法》的规定有冲突。基于这样的情况,近几年来,我们依据现有的法律做了调整,其实我们的实际案例已经突破了原来的规定。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案子,依据《合同法》、《物权法》等规则, 2005年以后陆续审结了一批企业与企业之间借贷的合同为有效合同的案件,示范效应是积极的,效果也很好。近几年来,我们在总结审判工作所取得的经验基础上,明确规定了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借贷有条件地认定为有效。这次司法解释第11条,对企业之间融资有效是做了一定界定的,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为生产经营需要订立的民间借贷合同,除存在《合同法》第52条和本规定14条规定的情形以外,当事人主张合同有效的予以支持。根据这一条规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同的有效是要限定这个合同是为生产和经营需要而订立的借款合同。如果作为一个生产经营性企业不搞生产经营,变成一个专业放贷人,把钱拿去放贷,甚至从银行套取现金再去放贷是不行的。司法解释规定这样的合同就会认定为无效。同时在解释中还规定了如果企业向其他企业借贷,或者从本单位职工集资,本来是为本单位的生产经营需要,但却没有投入企业经营,而去放贷,这也要认定为无效。所以我们这次对企业的放开是一个有限度的放开,企业之间如果有闲散资金,因为对方是为了生产经营需要,而不是为了借钱去放贷,这种合同应当是有效的,仅仅限于这个范围。这样做的目的既解决企业资金的短缺,又维护了我们国家的金融安全,国家金融不安全,我们经济发展就没保障。   问: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借款人在没有约定利息的情况下自愿支付利息,或者支付的利息超过了24%,但是没有超过36%的情况下,事后又反悔,能够向法院主张要求出借人返还已付的利息,《规定》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利益平衡? 答:我们现在规定的利息利率是24%,在24%以内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对这类利息只要不突破24%,都要给予法律保护。当然在实践中间,确实有这样一个情况,有些当事人约定的利息是超过24%,没有超过36%,因为36%就是无效,24%与36%之间的,这一段的债务我们把它叫做自然债务。这类债务如果当事人依据合同,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保护这个区间的利息,人民法院是不予法律保护的。所以起诉到法院不予以保护,但是这个合同如果约定利率以后,借款人按照合同的约定偿还了利息,这个偿还是有效的,如果偿还以后又反悔,向法院起诉要求返还超过24%部分利息的,不能支持。但超过36%以上的是无效,即使自愿给付了,也可基于合同无效要求返还。   问:我们注意到,《规定》特别强调,出借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债权凭证或者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这一规定是否与立案登记制相矛盾? 答:这一规定不仅与立案登记制不矛盾,而且还相辅相成。早在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人们把借贷契约称为“傅别”,西周的《周礼》就有“听称责以傅别”的记载,说的是官员审理借贷纠纷时必须要有凭据、证据。从司法实践情况看,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当事人为证明存在借贷关系所提交的证据多为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这些大都属于书证范畴。当然,债权凭证的表现形式不仅限于本《规定》已列明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形式,还包括能够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其他证据,如短信、微信、博客、网上聊天记录等电子数据以及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总之,原告向法院起诉,必须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这是民事诉讼的基本要求。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的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都要受理。对于不符合法定起诉条件的,即使已经进行了立案登记,也不能进入实体程序,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当事人补交相关证据材料。上述规定也有利于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   问:民间借贷纠纷中,经常会有其他人在借条、欠条或者收据上签名,并容易引发纠纷。请问,本《规定》是如何规范这一问题的? 答:经过调研,我们发现,审判实践中存在相当多的纠纷是由于在他人出具的借条或者欠条上签名而引发对民事责任承担的争执,进而引发矛盾形成诉讼。应当看到, 传统的民间借贷更多地存在于熟人社会中,基于亲属、朋友、同事或者其他社会关系,他人或者作为借款人的保证人,或者作为借贷的见证人,或者作为中间人,或者出于其他原因而在借据上签字。然而,他人的签字是否意味着其应当承担保证责任,则存有争议。 正是由于民间借贷实践中,第三人在债权凭证或者借款合同中签字盖章的法律意义具有多种可能性,所以本司法解释才作出明确规定,包括三层意思:第一,仅有他人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足以认定保证人身份,他人也就不承担保证责任。所谓“仅有”,是指既未在借款凭证或借款合同中表明保证人身份,也未在其中约定保证条款并指向签字或盖章人,同时也无其他证据证明该签字或盖章人为保证人。第二,只有在“通过其他事实不能推定其为保证人”的情况下,才能作出他人非为保证人的判断。第三,仅有第三人在其中签字或者盖章,但其中表明了签字或者盖章人是保证人,或者通过其他条款或事实能够推定出其为保证人的,则应当对借款承担担保责任。   问:民间借贷中,借款人向他人借钱时一般要出具欠条,相应地,出借人起诉时也要持有欠条作为证明借贷关系存在的证据。仅仅提供借据或者银行的转账凭证,是否能够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规定》就借贷关系成立的举证证明责任问题有哪些新的内容? 答:您提的这个问题很有针对性和专业性。民间借贷案件的事实审查,是民间借贷案件审理的难点和重点。民间借贷案件的基本事实,包括借贷合意是否形成、款项是否交付、本金数额、利息约定等多个方面,其中借贷事实是否真实发生是民间借贷案件的首要基本事实,也是全案展开的基本依据。 民间借贷案件的事实认定,大多是由法官根据经验法则,通过对证据材料的审查和其证明力的认定、判断、取舍,并对比各方当事人不同证据的证明力,推断当事人之间既往发生的法律关系的事实过程。这一过程中所涵盖的经验法则的选择与运用,证据证明力的判断等,都很难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则来实现,更多的是依靠法官的自由心证。正因如此,司法实践中对于借贷关系是否发生的基本事实作出判断和认定的标准,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虽然完全统一法官心证结果在客观上不可能实现,但通过更精细化的指引,规范事实认定的方向和进路,却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 随着民间借贷市场的不断发展壮大,且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容易伴生非法集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金融欺诈等违法犯罪行为,危害借款人利益,冲击金融市场秩序。另外,民间借贷主体的法律意识淡薄,交易法律手续不完备,借贷行为隐秘性强,也容易引起法律纠纷。现实中,原告提起诉讼往往仅依据借据等债权凭证或者仅依据金融机构转账凭证作为证明借贷关系已经发生的证据,如果被告抗辩已经偿还借款,或者被告抗辩转账系偿还双方之前借款或其他债务,在此情况下,就存在着证明责任的承担问题,而不能仅仅依据借据、收据、欠条等,简单地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以及已经发生的借贷关系的内容。为此,《规定》提出了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要求,即:被告应当对其抗辩的主张提出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而不能仅仅一辩了之。如果被告提不出相应的证据,或者提供的证据不以证明其主张的,则一般要认定借贷关系已经发生。当然,如果被告提供了证据证明其主张的,此时举证证明责任发生转移,应当由原告就借贷关系的成立承担举证证明责任。需要强调的是,对于当事人主张系现金交付的民间借贷,《规定》明确要求应当结合借贷金额、款项交付、当事人的经济能力、当地或者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方式、交易习惯、当事人财产变动情况以及证人证言等事实和因素,综合判断查证借贷事实是否发生。这一规定也是近年来司法实践的经验总结,对于证据和事实认定起到了很好的指引作用,对广大法官甄别真实借贷关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利于实现维护借款人合法权益,遏制违法犯罪活动的法律效果。我们将这一经验进行修改与整合,吸收到司法解释中,作为民间借贷案件中事实审查的规定,从而明确了此类案件的举证责任、审查内容和审查标准。   问:我们注意到,《规定》特别强调要加大对虚假诉讼的防范和制裁,为什么如此关注这一问题? 答:经过调研发现,当前,民事审判领域存在许多虚假诉讼,在民间借贷案件中尤为突出。如何有效遏制民间借贷纠纷中的虚假诉讼,是摆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个突出难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课题。 虚假的民间借贷诉讼往往包裹在“合法”的外衣下,以正常合法的程序进入到法院,造假者们通过精心设计各种骗局,以混淆视听迷惑法官,从而获得对其有利的判决。此类案件利益关系复杂,且往往使真正权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一旦法院支持了虚假诉讼当事人的利益,则不但无法化解纠纷,反而更加激化了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极易引发和激化社会冲突。总之,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既侵犯了真实权利人的利益,又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既扰乱正常的司法审判秩序,又影响了社会稳定。 虽然《民事诉讼法》第112条中新增加了对虚假诉讼的规定,但实践中审判人员很难明确识别、认定虚假诉讼,而民诉法中“虚假诉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一般性规定,在刑法中也并没有相对应的条款,没有具体的罪名,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立法的不完善致使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违法成本非常低,诉讼当事人恶意串通、虚构法律关系向法院提起诉讼所追求的不法利益,与当事人制造、参与虚假诉讼付出的成本的巨大差异对当事人作出不法行为产生了不当的激励。因此,必须加大对虚假诉讼的预防和打击,以维持诚实守信的诉讼环境。 如何识别虚假诉讼是遏制虚假诉讼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之前,法院对调解率的片面强调,容易给当事人虚假诉讼提供便利;法官对调解的偏好也使调解中对事实的查明大打折扣。在虚假民间借贷诉讼案件中,由于双方当事人之间系恶意串通,不存在激烈的诉辩对抗,而且有时提交给法院的证据可能就是双方共同伪造的,这就给法官鉴别虚假诉讼增加了难度。对于这一问题,各级法院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但也达成了基本共识,即应当在民间借贷案件审理过程中加强对证据的审查力度。本《规定》结合了虚假民间借贷诉讼审判实践的调研结果,吸收了实践中的有益的经验做法,采纳了综合判断的规范模式,并总结出了具体列举的可能属于虚假民间借贷诉讼的十种行为,以供审判人员审理案件时借鉴、参考。当然,正确识别虚假民间借贷诉讼还要求审判人员基于自身的审判经验和对生活的认知,结合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经审理发现属于虚假诉讼的,人民法院除判决驳回原告的请求外,还要严格按照本《规定》的内容,对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诉讼参与人依法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必须要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问:随着互联网金融的迅猛发展,许多民间借贷改变了传统的交易模式,而由网络交易快速完成。作为新生事物的P2P网络借贷,《规定》采取了哪些措施进行规制? 答:自从1979年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穆罕默德•尤努斯最初提出P2P概念,并将小额信贷和互联网技术相连接以来,P2P网络借贷逐步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于2007年正式进入我国。2013年以来,P2P网络借贷出现井喷式发展,在一年之内由最初的几十家增长到几千家,从而不仅实现了数量上的增长,借贷种类和方式也得到扩张。应当看到,P2P网贷有助于一般人群、小微企业获得所需的融资,弥补银行借贷的空白,帮助传统借贷中难以获得融资的企业和个人得到资金支持。我国已经形成了有别与国外P2P网贷模式的新特点,同时也产生了平台角色复杂、监管主体缺位、信用系统缺乏等新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P2P利用投资理财为幌子,参与非法集资。据统计,2014年,P2P网络借贷平台涉嫌非法集资发案数、涉案金额、参与集资人数分别是2013年全年的11倍、16倍和39倍,今年上半年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在当前涉及P2P网络借贷平台的法律规范缺失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促进我国网络小额借贷资本市场良好发展,本《规定》分别对于P2P涉及居间和担保两个法律关系时,是否应当以及如何承担民事责任作出了规定。按照《规定》中的条款内容,如果借贷双方通过P2P网贷平台形成借贷关系,P2P网络贷款平台的提供者仅提供媒介服务,则其对于民间借贷形成的债务不承担担保责任;如果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通过网页、广告或者其他媒介明示或者有其他证据证明其为借贷提供担保,根据出借人的请求,人民法院应当判决P2P网贷平台的提供者承担担保责任。 今后,最高人民法院还将继续加强对P2P网络借贷平台法律规制的调研,密切关注这一新型事物的发展态势,结合行业特点和法律关系,制订更加充实详细的司法解释或者规范性文件,以司法的手段维护互联网对创业创新的支撑作用,推动各类要素资源集聚、开放和共享,为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浓厚氛围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问:实践中存在大量企业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贷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或者以企业名义借贷用于个人消费的现象,从而引发纠纷。请问,《规定》如何规范此类问题,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作了哪些新的规定? 答:企业作为法律拟制的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切活动均要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来实施。一般来讲,按照法人的代表人制度理论,法定代表人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企业行为。但是根据同一理论,鉴于法定代表人自然人和代表人的双重身份,企业承受法定代表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必须是其行使“代表行为”的情况下,具体表现为以法人的名义行为和在授权的范围内行为。 本《规定》出台以前,司法实践中一直认定企业间借贷无效,基于对企业间借贷无效的规避和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实践中出现的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借贷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的情况比较突出。为了保护出借人利益,《规定》明确法定代表人以个人名义签订借贷合同,但是所借款项用于生产经营的,出借人可以请求企业与个人共同承担责任。但也要看到,有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虽以企业名义借款,但所借款项却用于个人生活和消费,为避免企业合法权益遭到损害,对于出借人、企业或者其股东能够提出证据证明的,在诉讼中人民法院可以应出借人的请求将法定代表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第三人。作出这样的规定,能够有效防止法定代表人滥用代表权,能够达到均衡保护企业和出借人双方合法权益的目标。   问:实践中还有一种现象,就是借款人往往通过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一旦发生纠纷后,出借人往往要求履行买卖合同,进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请您介绍一下此类案件的处理思路? 答:正如您刚才所讲,民间借贷实践中,借贷双方当事人通过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是民间借贷中比较典型的纠纷类型。债权人为避免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往往与债务人签订买卖合同(以房屋买卖合同为主),约定债务人不能偿还债款本息的,则履行买卖合同。在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本《规定》之前,各地法院的处理方式千差万别,导致法律适用标准不一,影响了法律权威。此类案件的处理,关系到人民法院裁判的统一,关系到当事人切身利益的维护。同时,正确处理此类案件,对于防范虚假诉讼,健全担保规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从审判实践看,买卖与借贷交叉混合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以买卖作为民间借贷的担保,二是双方既有真实的买卖关系同时又有借贷的法律关系。由于前者属于最为常见且问题最多,因此本《规定》仅针对前者作出相应的规范。对于以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在借期届满后借款人无法偿还本金利息的,出借人往往要求履行买卖合同,进而达到其直接获取买卖标的物的目的。我们认为,此种情形下的买卖合同应当视为类似于担保合同,其效力依附于作为主合同的民间借贷法律关系。正因如此,出借人撇开主合同而要求直接履行作为从合同的买卖合同的,实际上是颠倒了主从合同关系。对此,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双方之间的纠纷。只有从程序上作出如此规定,才能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真正回位到正确的实体关系中去。如果出借人坚持要求审理买卖合同的,则应当裁定驳回其起诉。 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审理作出的判决生效后,借款人不履行生效判决确定的偿还本息的金钱给付债务,出借人可以申请拍卖买卖合同标的物,以偿还债务。《规定》作出这样的制度设计,是对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依法处置担保物的必然安排,其目的在于保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容侵害。但是,任何制度设计都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依法保护,而通过拍卖程序有利于防止估价过高或者过低,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利益。因此,《规定》要求,应当通过拍卖而非估价的方式处理标的物,以体现公平原则。此外,《规定》还特别强调,通过拍卖标的物所得的价款与应偿还借款本息之间的差额,借款人或者出借人有权主张返还或者补偿。这一规定能够在当事人之间实现利益平衡,体现了公正原则,从而真正完成从程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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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观点 | 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司法政策精神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政策 六、依法妥善审理融资纠纷案件,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依法审理涉及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金融借款、融资租赁、民间借贷等案件,依法支持非公有制经济主体多渠道融资。根据物权法定原则的最新发展,正确认定新型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助力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融资担保能力。正确理解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在统一规范的金融体制改革范围内,依法保护民间金融创新,促进民间资本的市场化有序流动,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严格执行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标准,对商业银行、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以利息以外的不合理收费变相收取的高息不予支持。要区分正常的借贷行为与利用借贷资金从事违法犯罪的行为,既要依法打击和处理非法集资犯罪,又要保护合法的借贷行为,依法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有高利率导致的洗钱、暴力追债、恶意追债等犯罪嫌疑的,要及时将相关材料移交公安机关,推动形成合法有序的民间借贷市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事案件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2016年9月2日,法〔2016〕334号) 审理好民间借贷案件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发布,对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正确适用法律,统一裁判标准,规范民间借贷,在统一规范的金融体制改革范围内,支持和保护民间金融创新,促进民间资本的市场化有序流动,缓解公民、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具有重要意义。要正确理解和适用司法解释规定,回应人民群众对借贷安全的追求、中小微企业对正当融投资的渴求和金融体制市场化改革的要求。 要妥善处理刑民交叉问题,划清合法借贷与非法借贷的界限,区分正常的借贷行为与利用借贷资金从事违法犯罪的行为,既要依法打击和处理非法集资犯罪,又要依法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个问题上午程新文庭长和杨临萍庭长做了说明,我就不解释了,民间借贷司法解释做了具体规定。 要准确认定合同的法律效力,对企业间为生产、经营需要签订的民间借贷合同,依法维护其合同效力,保障企业自主经营;对生产经营型企业从事经常性放贷业务,严重扰乱金融秩序,造成金融监管紊乱等情形,坚决按照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否定其合同效力,维护市场经营秩序,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企业借贷放开了,但是是有限制的,企业之间要根据生产和经营的需要进行借贷。如果企业把自己的本业放掉,而变成了相当于放贷人的角色,这是不行的,要出问题,不能认定这种行为的效力。 要严格执行利率管制规定,按照司法解释确定的利息保护原则,依法对民间借贷利率上限予以司法管制,在充分考虑市场主体需求的基础上,维护利率市场秩序,促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民间借贷利率规定是民间借贷解释是最重要条款就是两线三区,24%的线,36%的线,分别划出了24%以下第一个区域:民事、商事的法律保护区。24%~36%第二个区域:自然债务区,债权人起诉要求保护的,法院不应当予以支持,但是债务人履行以后,又向法院起诉要求债权人返还的,法院不予支持。36%以上是无效线,债权人不能向法院主张债权;债务人即使履行了还款义务,但如果反悔起诉要求还回来,法院应当支持债务人的主张。两线三区规则的制定,我们研究了中国古代以及世界各国、其他地区的做法,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很多著名经济学家也很赞同。 ——杜万华:《在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专题讲话》(2015年12月24日),载杜万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总第64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43~44页。 14.加强民间金融案件审理,有效化解金融风险。要妥善审理兼并重组引发的民间融资纠纷,依法保护合法的借贷利息,坚决遏制以兼并重组为名的民间高利贷和投机化倾向,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依法支持和规范金融机构在企业兼并重组领域的金融创新行为,依法审慎认定金融创新产品的法律效力。在审判执行工作中要注意发现和防范因诉讼纠纷引发的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切实避免金融风险在金融领域和实体经济领域的相互传导。严厉打击和制裁非法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金融违法犯罪行为,为企业兼并重组创造良好的融资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人民法院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14年6月3日,法发〔2014〕7号) 一、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民间借贷客观上拓宽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社会融资需求,增强了经济运行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促进了多层次信贷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但实践中民间借贷也存在着交易隐蔽、风险不易监控等特点,容易引发高利贷、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甚至破产以及非法集资、暴力催收导致人身伤害等违法犯罪问题,对金融秩序乃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不利影响,也使得人民法院妥善化解民间借贷纠纷的难度增加。因此,人民法院应当高度重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判执行工作,将其作为“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的重要工作内容,作为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重要切入点,通过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规范和引导民间借贷健康有序发展,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通知》(2011年12月2日,法〔2011〕336号)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业务意见 问:请问从司法审判角度如何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发展? 答:司法机关是审判机关,通过诉讼案件的审理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民间投资过程产生的纠纷,有相当部分通过诉讼程序进入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通过这些诉讼案件的审理,及时化解民间投资中的各类纠纷,维护各类投资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 第一,统一严格执法,保障公平竞争。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案件时,坚持规则平等,依法认定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依法追究违法主体的法律责任,推动建立公平、开放、统一的市场环境,保障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参与市场竞争。 第二,加强产权保护,增加投资主体财产财富安全感。有恒产者有恒心。各类投资主体的合法产权得到有效保障,才能增加财产财富安全感,增强社会信心和形成良好预期,增强各类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各级人民法院通过各类权属纠纷案件审理,准确界定产权关系,保护各类主体依法享有的物权、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利,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 第三,妥善化解纠纷,解决实际困难。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规模相对较小,在经营过程中存在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各级人民法院要依法审理融资纠纷案件和劳动纠纷案件,缓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帮助民营企业降低用工成本。 第四,依法采取强制措施,保障正常生产经营。当被告不履行生效裁判时,民间投资主体的权利需要通过执行程序实现。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受理并办理申请执行案件,帮助民间投资主体回收债权。民营企业被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在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时,要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可能造成的不当影响。 问:长期以来,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着“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制约了民间投资的增长。请问,在拓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方面,《通知》有哪些举措? 答:近年来,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迅速,实力不断增强,成为稳定我国经济的重要基础。然而,融资难融资贵仍然是民营企业面临的突出问题,周转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仍是制约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瓶颈。2015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给予了有条件的认可,不仅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顽疾,而且有利于维护民营企业自主经营、保护企业法人人格完整,满足企业自身经营的需要。对于涉及民间投资民事商事案件的审理,《通知》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要依法审理金融借款、融资租赁、民间借贷等案件,保护合法金融创新,推动化解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方面,要正确认定新型担保合同的法律效力,助力提升民营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依法支持民营企业多渠道融资,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标准,不支持商业银行、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以利息以外的不合理收费变相收取高息,依法打击和处理非法集资犯罪,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积极为非公有制经济和民间投资的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负责人就〈关于依法审理和执行民事商事案件保障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通知〉答记者问》,载《人民法院报》2016年10月25日。 1.最高人民法院于2015年8月6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5〕18号),自2015年9月1日起施行。该司法解释共33条,包括:民间借贷的认定;民间借贷纠纷的当事人;民间借贷合同履行地;保证人的诉讼地位;涉及民刑交叉问题的处理;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民间借贷的事实审查;虚假诉讼的处理;民间借贷的法律适用等。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新编版)·民事卷III》 第1481页 观点编号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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