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令律师们细思极恐的事：二审到底因为什么才会改判？ 丨待整理

来源公众号：张艺馨律师、发布时间：2024年11月11日 12:40

有个二审的案子，公司一审时由于遇到些特殊事情，审理法院又在外省，就没有安排人出庭。外省法院做了缺席判决，然后直接把判决书寄到公司登记地址，全部支持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判决公司支付100多万货款。

事情发生在十年前。拿到一审判决书公司认真追溯后发现，原告之所以能对十年前发生的买卖行为提起诉讼，关键证据是2021年12月31日的一份对账函上盖有公司印章，法院正是根据对账函上的金额，在没有买卖合同的情况下做出了判决。

问题在于，我们仔细核对这份对账函上的公章编号后发现，出现在2021年对账函上的这枚公章，公司早在2015年就销毁了。公司找到了公安机关2015年出具的销毁证明复印件和印制新印章的档案信息，银行预留印鉴更换申请书，以及登报声明。

同时，当年的经办人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原告公司三年前被一家公司收购，一直在准备上市，因此对大量陈年旧账进行清理，提了很多诉讼，告了全国天南地北多家公司。这些官司有输有赢，输的大多是认为时间太久置之不理然后缺席判决，赢的都是以伪造公章为由抗辩，有的还申请进行公章鉴定。

一审判决书中也载明：在我院审理的该公司系列案件中，部分被告到庭就己方公章的真实性进行抗辩，并提供公安备案章等相应证据予以佐证，部分被告在庭审中甚至申请鉴定以证明其主张。但是本案被告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视为放弃自己的诉讼权利。

拿到这个案子的时候，刚好最高检出台了一个文件《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说明这种为了上市虚增收入进行财务造假的行为已经相当普遍，引起了高层重视，并要求严厉打击。

虽然缺席一审，但公司也有无法忽视的理由：当时公司及法定代表人都涉嫌犯罪，法代被羁押，公司被调查，实际上处于失控状态，无法出具授权聘请律师。而且，本来就是原告伪造公章起诉，被告应诉还得去外省，得支出一笔不小的开支，其实也相当不公平。二审我们提了所有观点，法院要求出示公安机关销毁证明的原件，我们申请了调查令，但时隔太久无法查询。

于是二审草草判了维持，除了没有原件这个理由，还提了一个观点：我方开具的发票载明了这个金额。

这个观点真是令我哭笑不得。二审法院竟然都没有搞清楚开具发票的到底是谁。对方是卖方，我们是买方，发票由出售方开具的，而不是购买方开具。没有买卖合同，自己胡乱开张发票就可以要求对方付款，天下哪有这种好事？

看了这个判决书，我几乎可以肯定写判决的人没有参加过庭审，而参加庭审的人没有亲自写判决。因为我在庭审中反复提及，发票是对方自己开的，金额是对方自己写的，自己开具的发票没有证明效力。即使我不提，也很难相信作为二审的法官，竟然会搞不清楚买卖合同中开发票的应该是谁。

我一直知道二审改判很难，但我还是没有想到，二审走程序已经如此严重。这件事甚至让我从人性角度开始思考，二审的审判者，到底会为了什么才会作出改判这种极其稀少的决定？

二审制度本来是为了解决一审的错误问题，是人就会出现错误，所以为了保证最大限度的公平，当事人可以要求二审，让更“厉害”的法官对一审判决再把一次关。但法官说到底也是一个工作，如果抛开法治信仰，抛开职业道德、职业责任感和职业尊荣感，仅从完成一个工作的角度来说，二审进行改判对从事这个具体工作的人非但没有好处，而且可能有坏处。进行改判一来会得罪同行，很多一审法院都有低发改率的考核要求，改判等于破坏人家的考核结果。二来写改判的判决比写维持判决难得多，花费更多时间精力不说，而且得不到任何好处，改判似乎成了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处于对审判者的保护，组织内部不会追究你判决到底写得好不好，判得到底对不对这种实质问题，只会追究有没有程序上的错误和行为上的不检点。因此对于审判者来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维持皆大欢喜，改判麻烦且留有后患。

人性就是如此。见得多了，人就麻木了，面对再明显的不公平也没有太大感觉。内耗严重，自顾且不暇。即使曾经有过一些法治理想，也难免在各种琐碎疼痛中随风消逝。

我甚至听说（不知真假），二审法官手里可以纠正的错案数量是有指标限制的，不能超出指标。举个例子，即使认为两个案子都判错了，但只有一个指标，也只能选一个来改判。

寄希望于人性，是最靠不住的。唯有寄希望于制度，才有可能发生改变。我看到最近最高法院连续发布了好几篇文章，准备对考核指标进行修订，其中也包括发改率的问题，只能说，希望这种荒唐的结果能有所改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