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污贿赂司法解释（二）》研究心得 丨待整理

来源公众号：每当看见月亮就会想起我、发布时间：2026年4月10日 15:50

今天两高发布了热乎出炉的《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下个月开始实施。这个解释也是期待了许久，距离解释（一）也已经隔了十年，这十年间职务犯罪的办案环境与理念也有了很大的区别，因此这个解释（二）也非常值得研究。

解释（二）的第1-7条均是对贪污贿赂罪中其他罪名定罪量刑标准的明确，而这些罪名，除了单位行贿罪和对单位行贿罪还在用最高检2000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行贿罪立案标准的规定》之外，其他几个罪名至今没有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

第8条直接将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职务侵占罪和挪用资金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与受贿罪、行贿罪（单位行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同了。

这几个罪名的定罪量刑标准会修订也是预期之中，因为一方面公安部、最高检制定的立案追诉标准（3万元）本身已经改变了2016年《解释（一）》中对此的标准（6万元），另外一方面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修订了这几个罪名的量刑幅度（从原来的两个法定刑幅度变为三个法定刑幅度）之后，“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也一直没出，各地掌握也不一。这种情况下，确实需要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中解决这两个问题。

但这次《解释（二）》中直接把它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 犯罪标准等同，确实有些不合适。因为在法益受损的角度来说，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显然在社会危害性上要高于公司、企业的人员腐败，仅在第8条最后来一句“在决定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和量刑时，应综合考虑犯罪的性质和情节，准确评估社会危害性，确保罪责刑相适应。”恐怕很难起实质性效果，至于具体如何应用，大概还需要进一步的典型案例来强调两类犯罪的区别。

此外，职务侵占和挪用资金一向都是企业股东内斗的常用刑法工具，这次标准降低，可能也会导致一大波股东即将到达战场了。

还有，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既包括个人犯罪，也包括单位犯罪。按第8条，两种情况的定罪量刑标准不同，个人犯罪适用行贿罪的标准，而单位犯本罪则应适用单位行贿罪的标准。

第11、12条和第23条涉及犯罪金额和追赃金额的认定，这实际上不应该有太大争议，但这几年职务犯罪的乱象在于司法机关对涉案金额的认定很难客观、准确地评价，而只能“服从大局”，这就导致对涉案金额的认定往往是“就高不就低”，比如第11条涉及股份、第23条涉及房屋，都存在收受时的市场价与被查处时的市场价有明显区别时，办案单位通常就会选其中价格更高的那个作为犯罪数额，并要求嫌疑人按此金额退赃。

这次解释（二）明确了基本原则是按收受时的市场价来认定犯罪数额，以及收受实物的按实物退赃，也是为司法机关在涉及此类争议时的裁判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据，算是很难得了。

另外，“案发时”是个有歧义的用语，它既可以指“犯罪事实发生时”，也可以指“案件被查处时”。所以在这里用“案发时”可能还是会导致办案单位作出有利于自己的不同理解，但从语境来说，应该是指“犯罪事实发生时”。

第15、16条提供了职务犯罪中认定为单位犯罪的一个基本标准：利益归谁？

虽然也是老生常谈，但毕竟也提供了更加充分的法律依据。

第17条在明确何为介绍贿赂的同时，也简单提出了对截贿行为按利用影响力受贿 来处理。

但截贿行为的具体场景本身很复杂，这一简单规则不足以完全解决截贿问题中的罪名认定，但也确实提供了更加明确的方向。这可以另外再写一篇详细分析。

第21条明确了在办案单位掌握的情况未达追诉标准的情况下，主动交代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事实，构成自首。

但对于办案单位已掌握小部分犯罪数额（已达追诉标准），嫌疑人主动交代大部分犯罪数额而导致适用量刑加重情节的，仍然不成立自首，而只能认定为《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坦白。

个人感觉主要还是为调查阶段动员家属退赃提供背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