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继承编(草案)

发文机关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发布日期 : 2019.07.05 时效性 : 草案/征求意见稿 民法典继承编(草案) 第一章 一般规定 第八百九十八条 本编调整因继承产生的民事关系。 第八百九十九条 国家保护自然人的继承权。 第九百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相互有继承关系的数人在同一事件中死亡,难以确定死亡时间的,推定没有其他继承人的人先死亡。都有其他继承人,辈份不同的,推定长辈先死亡;辈份相同的,推定同时死亡,相互不发生继承。 第九百零一条 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但是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其性质不得继承的除外。 第九百零二条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九百零三条 继承开始后,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应当在遗产处理前,作出放弃继承的表示。没有表示的,视为接受继承。 受遗赠人应当在知道受遗赠后两个月内,作出接受或者放弃受遗赠的表示。到期没有表示的,视为放弃受遗赠。 第九百零四条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 (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三)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 (四)伪造、篡改、隐匿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 (五)以欺诈、胁迫手段迫使或者妨碍被继承人设立、变更或者撤回遗嘱,情节严重的。 继承人有前款第三项至第五项行为,确有悔改表现,被继承人表示宽恕或者事后在遗嘱中将其列为继承人的,该继承人不丧失继承权。 受遗赠人有本条第一款规定行为的,丧失受遗赠权。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九百零五条 继承权男女平等。 第九百零六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一)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二)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编所称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编所称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编所称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九百零七条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第九百零八条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第九百零九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第九百一十条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适当的遗产。 第九百一十一条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九百一十二条 自然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自然人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第九百一十三条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第九百一十四条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并由遗嘱人、代书人和其他见证人签名,注明年、月、日。 第九百一十五条 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每一页签名,注明年、月、日。 第九百一十六条 以录音录像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姓名或者肖像,以及年、月、日。 第九百一十七条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消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第九百一十八条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构办理。 第九百一十九条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以及其他不具有见证能力的人; (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第九百二十条 遗嘱应当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第九百二十一条 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第九百二十二条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 伪造的遗嘱无效。 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第九百二十三条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利害关系人或者有关组织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其接受附义务部分遗产的权利。 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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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务|遗嘱有效就能处分全部遗产吗:特留份与必继份

作者:李双庆   审判研究   一、样本案例 案例一: 付某与高某系夫妻关系,二人生育子女四人,分别为付大、付二、付三、付四。付某与高某有一套某处房屋的夫妻共同财产,付某与高某生前均立有公证遗嘱,将上述房屋遗留给付大继承。付三系精神残疾二级,现月退休金3000余元,每年的医疗费用约为1万元。 付大向一审法院诉请判决将该套某处房屋归其继承。 一审法院认为,付某与高某均留有公证遗嘱,将夫妻共同财产即涉案房屋留给付大所有。考虑到付三没有劳动能力且退休收入不高,还需要治病,生活经济拮据,所以涉案房屋根据遗嘱虽应由付大继承所有,但是仍需给生活困难的付三一定补偿为宜,且付大现亦愿给付三一定经济补偿,对该补偿款综合考虑酌定。一审判决:付某名下房屋由付大继承所有,付大给付付三补偿款20万元。 付三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为其保留诉争房屋产权的四分之一份额作为必要的遗产份额。理由主要为:付三重度残疾,家庭收入微薄,且家庭开支巨大。公证遗嘱违反《继承法》相关规定,部分无效。一审法院酌定必要遗产数额明显偏低,无法维持基本生活,应予改判,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一般不得低于他们应继承的份额。付三取得必要的遗产份额是法定的权利,无需经过被上诉人同意,一审判决依据付大愿意给付三一定的经济补偿,属于法律适用错误。 付大辩称,付三的经济来源没有中断,只需要支付部分医药费,付三称收入微薄不符合事实,付三还有孩子,不能都指望由其他人扶养。 二审法院认为,一审认定付大给付三经济补偿款20万元并无不妥,付三主张为其保留诉争房屋产权四分之一作为必要遗产份额的依据不足,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二: 杨父与杨母系夫妻,杨某系二人之子。杨某与杨妻于2009年9月9日登记结婚,2013年育有一女杨女。杨某去世前留有自书遗嘱一份,内容为死后个人财产都归杨妻所有。杨父1945年出生,杨母1954年出生。 杨父、杨母向一审法院诉请:继承杨某名下的遗产。 一审法院认为,杨某生前所写自书遗嘱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且符合自书遗嘱形式要件,应属合法有效。杨某遗产应由杨妻继承所有,驳回杨父、杨母的诉请。 杨父、杨母提起上诉,要求发回重审。二审中,杨父、杨母向法庭出示村委会证明、体检报告等,证明杨母常年有病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固定收入。杨妻、杨女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认可,证明目的均不认可。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杨某留有自书遗嘱且系其真实意思表示,但杨某在立遗嘱时明知其与杨妻婚生女杨女尚幼而没有为杨女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故不能全部按照杨某所留遗嘱履行,杨某遗产应在扣除应当为杨女保留的继承份额之后,剩余部分按照遗嘱确定的分配方式处理。二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杨妻给付杨女人民币50万元,该款项由杨妻保管,待杨女年满十八周岁时一次性给付。   案例三: 被继承人王父与包某系夫妻,其二人共生育王大、王二兄妹二人。陈某系王大妻子,于某系王二丈夫。王二系二级精神残疾人,缺乏劳动能力,无工作。王父在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有一房屋A房。房屋建成后,王父、包某、王大、陈某、王二即在此居住生活。后于某与王二登记结婚也在A房屋居住生活。 后王父购买了B房屋,王父、包某、于某、王二即搬至B房屋共同居住,王大、陈某一家继续在A号房屋居住。王父、包某生前立有数份内容冲突的遗嘱,经法院审理认定效力最优先的公证遗嘱中将A、B两套房屋全部遗留给王大一人继承。 王大、陈某向一审法院诉请判令A、B房屋归王大、陈某二人所有。王二提起反诉:要求继承A房屋。 一审法院认为,两套房屋为王父、包某二人的遗产,被继承人王父与包某先后立有多份遗嘱,且内容相抵触,故应以王父、包某最后所立的公证遗嘱为准,但是王父、包某最后所立的公证遗嘱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王二系二级精神残疾人,未参加工作,缺乏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生活拮据。考虑到王二的实际情况,在对王父、包某的遗产进行处理时,应当为王二留下必要的遗产,剩余部分才可参照二人最后所立的公证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综合本案涉诉两套房屋的面积、价值、王大及王二所住房屋的现有状况等,判决 B由王二继承,A房屋由王大、陈某继承。 王大、陈某不服,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认为:对王父、包某的遗产进行处理时,应为王二留下必要的遗产,剩余部分才可参照公证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王大、陈某上诉主张改判B房屋三分之二归王大、陈某所有,三分之一归王二所有,没有事实与法律依据,不予支持。王大、陈某主张王二每月有1200元的收入,不属于没有生活来源的人,但该数额显然无法维系王二正常居住生活。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特留份与必继份 特留份有很多名称,比如保留份、必留份等等,指的是通过法律规定,被继承人不得以遗嘱或者其他方式剥夺的,应当为特定的法定继承人保留的继承份额。特留份制度在尊重被继承人遗嘱自由的同时,通过对特定的法定继承人保留应继承份额来实现个人自由与社会责任统一。遗嘱人设立遗嘱时,如果没有依法保留特定的份额,遗嘱虽然整体有效但特留份额之内的遗产处分行为无效。 一般认为,特留份制度源自古代罗马法的义务份制度。罗马共和国末期,随着私式遗嘱的出现和普通采用,立遗嘱的行为也逐渐由公开变为秘密,出现了奴隶主立遗嘱将遗产留给情妇或不相干的人,而不给自己的子女的情况。罗马法创设了义务份制度,认为侵害义务份的遗嘱,法律认为不符合人伦道德,当事人可请求撤销遗嘱,恢复其应继份额。 目前,很多国家的继承立法都规定了特留份制度,尽管各个国家在特留份的主体、数额和确定方式等方面规定不一致,但实质相同,即将遗产分为可以遗嘱自由处分的财产和不能自由处分的财产,不能处分的财产即为特留份财产。特留份制度在尊重个人处分自己遗产自由的同时,要求当事人必须履行应尽的义务,如赡养父母、抚养子女、照顾配偶等,如果只是根据自己意愿将全部遗产赠与保姆、情人或者其他人,而不保留不分财产给自己的父母、配偶、子女等,虽然体现了被继承人的财产处分自由,但也会导致其滥用权利,不利于实现被继承人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尤其对于生活困难的亲属,可通过特留份制度实现其独立生存发展的需要,减轻社会压力,符合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 我国《继承法》没有规定特留份制度,只规定了必继份制度。有些观点将必继份与特留份混为一谈,是不太准确的。 《继承法》第19条规定,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的意见》第37条规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者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 必继份是指继承人出现法定的事由——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时,应当为其保留特定的份额,之后再行按照遗嘱确定的份额处理。必继份的范围虽然没有限定在父母、配偶和子女等继承人身上,但要求该继承人必须出现法定事由时才可以启动必留份条款,更侧重于济贫扶难的作用,与一般的特留份制度针对某一限度继承人无条件保留的方案是有所不同的。 另外,我国《继承法》第28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的意见》第45条规定,应当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没有保留的,应从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为胎儿保留的遗产份额,如胎儿出生后死亡的,由其继承人继承;如胎儿出生时就是死体的,由被继承人的继承人继承。对于未出生胎儿的遗产份额保留,更倾向于特留份制度,而非必继份制度。 由于特留份制度和必继份制度在价值倾向、适用主体等方面的重合性,两者作为一个概念解释的情况较为常见,但特留份与必继份的适用条件、范围是不同的,不宜混为一谈。   三、必继份制度的适用规则 必继份制度是我国当前《继承法》中规定的限制被继承人遗嘱自由,保障继承人相应继承权的制度,司法适用中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 第一,必继份在遗嘱纠纷案件中的适用。 只有被继承人通过遗嘱处分自己遗产,并在遗嘱中作出不利于全部或者部分法定继承人权益时,才涉及到必继份问题。涉及胎儿继承权益的案件,为胎儿保留的份额更倾向于特留份,无论是否被继承人立有遗嘱,都不影响胎儿的合法权益。如果留有遗嘱,且未为胎儿保留必要份额的,可以适用《继承法》第28条规定处理,胎儿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应保留必继份额。 如果无遗嘱,但是在法定继承时未考虑胎儿的份额分割的,也应当按照《继承法》第28条规定,从其他法定继承人所继承的遗产中扣回,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 第二,必继份适用对象是继承案件中有继承权的继承人。 这种有继承权的认定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顺位优先,对于遗产继承,《继承法》规定了继承顺位,包括第一顺位的父母、配偶、子女、养子女、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丧偶女婿等,第二顺位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等。继承开始后,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不能继承;在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情况下,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适用必继份主张权利的继承人,应当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或者没有第一顺位继承人时的第二顺位继承人,顺位优先是适用必继份的条件;二是继承人未丧失继承权。《继承法》规定,如果继承人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遗弃被继承人、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如果继承人已经丧失了继承权,无论其是否符合特定条件,都不应当为其保留必继份,遗嘱继承人也可以此对抗其主张必继份的权利。 第三,必继份适用对象是缺乏劳动能力而且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 如何认定这个双重要求的标准,实践中争议颇大。对于缺乏劳动能力的认定,较为容易直接认定的是未成年人、超过退休年龄的老年人、精神残疾的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人。 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些患有较为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身体残疾者,这些人能否认定为缺乏劳动能力者,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对于这些患有较为严重的慢性疾病或者身体残疾者,原则上应当认定为缺乏劳动能力者,遗嘱继承人有相反证据证明其疾病或者身体残疾不影响其从事脑力或者体力工作,且有合法收入来源的,法院可以视情况确定。 对于继承人没有生活来源的认定,司法实践中分歧更大,一是继承人有其他抚养人的,是否属于没有生活来源;二是继承人有政府的低保或者其他保障性生活补助的,是否属于没有生活来源;三是继承人有固定的收入,比如退休金等,达到何种标准时,属于没有生活来源;四是继承人名下有固定的财产、房产等,是否属于没有生活来源。 对于以上问题,笔者认为,必继份制度作为限制遗嘱人遗嘱自由,保障特定继承人独立生存发展的需要的制度,其核心理念不在于限制,而在于减少社会压力,实现社会整体利益。首先必继份是为了免除因遗嘱人的行为给社会及其他人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其次要保障其他继承人有独立生存发展的能力,有尊严的生活。因此,在确定继承人是否有生活来源时,应当以继承人有无收入来源作为唯一的确定标准,对于有无其他抚养人、是否享受低保、名下有无财产等,不应当作为确定有无生活来源的标准,而应当根据继承人有无合法稳定的收入,有无取得合法稳定收入的能力确定。 因此,对于缺乏劳动能力而且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在认定时应当坚持只要继承人严重丧失或者没有劳动能力,且没有途径取得稳定正常的收入来源,既可证明其属于《继承法》第19条规定的情形。 第四,继承人是否适用必继份应当以遗嘱生效时的情况确定。 必继份是保障继承人的正常生活,实现独立自主的生存发展,因此是否适用必继份应当在确定遗产份额时确定。但是继承案件本身就有多个时间点,如被继承人死亡时、当事人起诉时、遗嘱出示时、判决遗嘱生效时等等,而继承人的情况也会不断变化,如由未成年人变为成年人,如由成年人变更为老年人,如丧失行为能力、丧失劳动能力等。最高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的意见》第37条规定,继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者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按遗嘱生效时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 但遗嘱何时生效呢?遗嘱生效首先要考虑遗嘱是否有效,遗嘱争议案件中,一般都会对遗嘱效力产生争议,遗嘱有效是确定遗嘱生效的前提,遗嘱发生争议时,经人民法院依法裁裁判确认遗嘱有效,才可以讨论遗嘱的生效时间。 但是,裁决遗嘱有效的时间是否是遗嘱生效的时间呢? 笔者认为,虽然遗嘱的有效是确认遗嘱生效的前提,但是遗嘱生效的时间与确认遗嘱有效的时间无关,有效的遗嘱应当在被继承人死亡时生效,而不应当根据当事人是否就遗嘱发生争议、人民法院何时确认遗嘱效力、遗产何时分割确定遗嘱生效的时间。 但是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如被继承人死亡时,继承人不是老年人、不是残疾人、有劳动能力和收入来源,但是在起诉时、在调查取证时、在法院裁决时,继承人出现了无劳动能力有无生活来源的情况,能否适用《继承法》第19条的规定,适用必继份制度呢?依照《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的意见》第37条的规定,很难将继承人在遗嘱生效时未出现而在事后出现的无劳动能力有无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作为适用必继份的依据。 第五,必继份虽然影响遗产分割,但不影响遗嘱本身的效力。 必继份的存在,是特定继承人未能从遗嘱中分得遗产,或者未分得必要的遗产才产生的。必继份限制遗嘱人的遗嘱自由,并且会影响遗嘱对遗产的分割。依照《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的意见》第37条规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产,所剩余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 也就是说,如果有必继份的情况存在,应当先为特定继承人保留必要份额后,再按照遗嘱确定的方案执行。对于特留份的存在,只是影响遗嘱确定的财产分割范围,但是不影响遗嘱本身的效力,当事人如果以必继份的情况存在,遗嘱未保留必要的份额主张遗嘱无效,法院不予支持。 第六,必继份的份额尚不明确。 无论是必继份还是特留份都存在份额确定问题,就是应为特定继承人保留的遗产份额问题。立法中对特留份予以规定的,一般会规定为法定继承人如父母、子女、配偶保留特定的份额,比如遗产的二分之一或者三分之一等,该部分遗产是遗嘱人不能处分的遗产。这也是特留份制度的立法明确之处。 对于必继份的份额确定,《继承法》没有规定具体标准,司法裁决结果更是多种多样。有观点主张应取决于继承人的实际需要,维持其生活需要即可;有观点提出应当根据法定继承情况下应继承的份额确定。笔者在《最高院50号指导案例推演:遗嘱未保留胎儿遗产份额确定与执行》(点击阅读原文)一文中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仅仅是一个计算继承人人数的规则不同,就可能造成案件结果的重大差异,更何况还存在这些标准能否适用的问题。在裁判规则不同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必继份的份额是一个裁量权极大的问题,这个问题笔者在下文结合案例讨论。   四、案例解读及建议 案例一中,被继承人付某与高某立有遗嘱,将自己名下财产遗留给四个子女中的付大继承,但其子付三精神残疾二级,月退休金3000余元,每年需要较大数额的医疗费用。一审法院认为,认为遗嘱有效,但付大需给生活困难的付三一定的补偿补偿。 对于该案,一审法院的裁判回避了必继份的法律规定,只是从实体公正上考虑了付三的权益。上诉人上诉意见较为明确:一是属于应当保留特定份额,还是应当给予照顾;二是这种份额如何确定,按照四人法定继承的四分之一主张是否合理;被上诉人的答辩意见也很有针对性:付三的经济来源没有中断,收入微薄不符合事实,且付三还有孩子(妻子抚养),不能都指望由其他人扶养。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综合考虑付三因病就医情况、经济状况及居住情况等因素,认定付大给付三经济补偿款20万元无不妥。付三主张应为其保留诉争房屋产权的四分之一作为必要的遗产份额依据不足。 对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量:付三有精神残疾,认定丧失劳动能力应该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其有每个月3000元退休收入,3000元已经超过北京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而且付三有配偶和子女。在我国《继承法》对“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没有明确认定标准的情况下,付三是否符合必继份的标准存疑,而且一审依据补偿的原则给予付三数额相对可以接受的补偿款,二审法院予以维持是可以理解的。 案例二中,杨某的父母都已超过退休年龄,女儿未成年。杨某去世前,将自己的个人财产留给妻子继承。杨父、杨母起诉时,主要理由是主张对该房屋有借款60余万元,诉请分割儿子遗产,一审法院的重心在遗嘱审查上,遗嘱合法有效,遗产应由杨妻继承所有。 二审法院审理后认定杨女为未成年人,杨某没有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应在扣除应当为杨女保留的继承份额之后,按照遗嘱处理。杨女在遗嘱生效也就是杨某死亡时刚刚五岁,认定为“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应无争议。保护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该案对于杨父、杨母是否属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并未认定。 当然从该案判决反映的一些事实来看,杨父、杨母为杨某购房出资60余万元,家庭条件可能还不错。但是在二审中杨父、杨母出示村委会证明、体检报告等,证明杨母常年有病没有劳动能力,没有固定收入,而且杨父、杨母在其子杨某去世时,年纪都在60岁以上,笔者认为不仅应当保护未成年的杨女的合法权益,也应当考虑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但由于目前的必继份制度的认定标准过于模糊,很难实现这种目的。 案例三中,被继承人王父与包某将夫妻共有的两套房屋通过遗嘱全部留给了自己的自己儿子王大,而女儿王二是二级精神残疾人,缺乏劳动能力,无工作。 一审法院是比较明确的适用必继份处理遗产分配问题,指出涉案遗嘱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的遗产份额,应当为王二留下必要的遗产,剩余部分才可参照二人最后所立的公证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在此案中,王二是有配偶的,及有其他扶养人,该案是明确的认定了扶养人不影响“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认定问题。 此案中,笔者想讨论的是保留份额的问题。涉案遗嘱处理的财产是两套房屋,一审、包括二审法院根据房屋的使用情况、价值情况、遗嘱情况等判决一套归王大、一套归王二,在本案中的自由裁量发挥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解决了社会矛盾,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是并未确立可以借鉴的裁判标准,即必继份的份额应当是多少的问题。如果是一套房屋,亦或者是三套房屋,应当如何处理呢?是必继份人的生活所需,还是法定继承的份额,在遇到将来的案件时,仍需要重新考量。 总而言之,目前我国继承法中的必继份制度虽然有着良好的愿望,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却缺乏必要的技术,很多问题都难以形成统一、明确和可复制的规则。这样就会导致案件认定不一、标准不一的结果,影响司法裁判的权威性,也给法官制造不少难题。对此,笔者建议: 第一,在立法中尽快引入设立特留份制度,汲取他国立法经验,实现个人遗嘱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统一; 第二,在立法短期难以推动的情况下,建议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作出明确的认定,对于老年人、未成年人、精神残疾人、六级以上身体残疾人,原则上认定为“缺乏劳动能力”者,除非遗嘱受益人有相反证据证明;对于缺乏劳动能力者,原则上推定为“没有生活来源”者,即举证责任倒置,由遗嘱受益人举证其有合法稳定的收入,否则应当认定为“没有生活来源”; 第三,建议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继承人有无财产、有无其他抚养人、扶养人、赡养人等情况是否与“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认定有无关系,如果认定无关,自是不产生争议;如果认定有关,需要明确具体的标准,以免产生争议; 第四,建议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适用必继份的时间进行放宽限制,将遗嘱生效时的时间点,变更为以继承生效时为原则,以遗产分割时为补充,在遗产分割之前,继承人随时都可能出现“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情况,仅以遗嘱生效时的情况作为判断标准,很可能在遗产处理的结果上,不能实现必继份的立法目的。 第五,建议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必继份的份额做较为明确的约定,如以法定继承的份额为原则,以满足继承人生活需要为补充。保障符合必继份条件的继承人能够获得足够的权益,实现司法裁决标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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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权纠纷 | 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抚养、继承问题

  陈莺诉罗荣耕监护权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15)沪一中少民终字第5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陈某,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 委托代理人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罗某甲,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谢某某,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 上述两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 上述两名被上诉人的共同委托代理人   上诉人陈某因监护权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5)闵少民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15年9月17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5年11月16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陈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被上诉人罗某甲、谢某某及其共同委托代理人到庭参加了诉讼。经本院院长批准,本案审理期限延长至2016年6月17日。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查明,罗某甲、谢某某系夫妻,婚生二女一子,长女罗A、次女罗丙、儿子罗乙。罗乙与陈某于2007年4月28日登记结婚,双方均系再婚,再婚前,罗乙已育有一子一女,陈某未曾生育。婚后,罗乙与陈某通过购买他人卵子,并由罗乙提供精子,通过体外授精联合胚胎移植技术,出资委托其他女性代孕,于XX年XX月XX日生育一对异卵双胞胎即罗某丁(男)、罗某戊(女),两名孩子出生后随罗乙、陈某共同生活。2014年2月7日罗乙因病经抢救无效死亡,嗣后,陈某携罗某丁、罗某戊共同生活至今。2014年12月29日,罗某甲、谢某某提起本案监护权之诉。 原审另查明,2014年3月31日及同年6月10日,罗某甲、谢某某及陈某先后向原审法院提起法定继承诉讼,后均因故撤回起诉。在法定继承案件中,双方主张继承罗乙的遗产范围包括:上海XX有限公司80%的股权份额、上海市闵行区XX路XX弄XX号XX室产权房、上海市闵行区XX街X弄XX支弄X号XX室产权房等财产。在上述案件审理过程中,法院曾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罗某甲、谢某某与罗某丁、罗某戊之间是否存在祖孙亲缘关系进行鉴定,鉴定意见为:依据现有资料和DNA分析结果,不排除罗某甲、谢某某与罗某丁、罗某戊之间存在祖孙亲缘关系。双方当事人对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   本案审理过程中,原审法院于2015年3月30日委托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对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之间有无亲生血缘关系进行鉴定,上述鉴定机构于2015年4月9日出具的鉴定意见为:依据现有资料和DNA分析结果,排除陈某为罗某丁、罗某戊的生物学母亲。陈某为此垫付司法鉴定费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5,000元。双方当事人对于该鉴定意见均无异议。 原审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均明确表示,不知卵子提供者及代孕者的任何身份信息。 罗某甲、谢某某诉称,其子罗乙与陈某均系再婚,婚后未生育。陈某以其患有不孕不育疾病为由,建议罗乙通过体外授精及代孕方式生育子女。在取得罗乙同意后,陈某全权安排代孕事宜,采用非法购买卵子、进行体外授精形成受精卵后再非法代孕的方式生育了异卵双胞胎罗某丁、罗某戊,卵子提供方与代孕方非同一人。两名孩子于XX年XX月XX日出生后与罗乙、陈某共同生活,陈某办理了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登记生父为罗乙、生母为陈某,并据此申报户籍。罗某甲、谢某某认为,罗乙为罗某丁、罗某戊的生物学父亲,陈某并非生物学母亲;以非法代孕方式生育子女违反国家现行法律法规,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之间未形成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关系;罗某甲、谢某某系罗乙之父母,即罗某丁、罗某戊之祖父母,在罗乙去世而孩子生母不明的情况下,应由其作为法定监护人并抚养两名孩子。   故诉请判决:1.罗某甲、谢某某为罗某丁、罗某戊的监护人;2.陈某将罗某丁、罗某戊交由罗某甲、谢某某抚养。 陈某辩称,不同意罗某甲、谢某某之诉请。其与罗乙登记结婚后,因患有不孕不育疾病,故向罗乙表示希望抚养与罗乙有血缘关系的子女。嗣后,其夫妻就购买卵子及委托代孕事宜协商一致,由罗乙一手操办并支付了包括购买卵子、体外授精及胚胎移植、代孕分娩的全部费用。两名孩子出生后即随罗乙、陈某共同生活,2014年2月7日罗乙因病去世后,孩子随陈某共同生活至今。陈某认为,采用代孕方式生育子女系经夫妻双方同意,孩子出生后亦由其夫妻实际抚养,故应推定为罗乙与陈某的婚生子女,陈某为孩子的法定监护人;如无法认定罗某丁、罗某戊为罗乙与陈某的婚生子女,则基于两名孩子自出生之日起由其夫妻共同抚养的事实,应认定陈某与之形成了事实收养关系;如无法作出上述认定,则应在卵子提供人或代孕人两者中确定孩子的生母,即法定监护人,在不能确定生母是否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的情况下,应驳回罗某甲、谢某某要求作为监护人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经审理认为,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陈某是否与罗某丁、罗某戊形成父母子女关系,对罗某丁、罗某戊是否享有法定监护权? 一、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是否存在自然血亲关系? 根据两份司法鉴定意见书,排除陈某为罗某丁、罗某戊的生物学母亲,故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 二、罗某丁、罗某戊是否可视为陈某与罗乙的婚生子女? 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7月8日的《关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的函》(以下简称最高法院1991年函)明确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应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婚姻法的有关规定”。该函所指向的受孕方式为合法的人工授精,孕母为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妻子本人。 原国家卫生部于2001年8月1日施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实施做了严格规定,该项技术只能在卫生行政部门批准的医疗机构实施,只能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该办法在第三条明确规定:严禁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和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等。 本案中,罗乙与陈某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通过买卖卵子、委托第三方代孕的方式孕生罗某丁、罗某戊,不符合上述司法解释的情形,故不适用上述相关规定。陈某既非卵子提供者而形成生物学上的母亲,又非分娩之孕母,现其请求认定以买卖卵子、代孕方式生育的孩子为其婚生子女之主张,法院不予采纳。 三、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是否存在拟制血亲关系? 在我国,父母子女之间即使没有血缘关系,或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法律仍然确定了地位与血亲相同的亲子关系,由于此种血亲非自然形成,系依法律设定,故又称“准血亲”或“法定血亲”。婚姻法确认的拟制血亲有两类:一是养父母与养子女以及养子女与养父母的其他近亲属;二是在事实上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继兄弟姐妹。根据法律规定,养父母子女关系的形成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办理收养登记手续。   本案中,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之间因欠缺法定的必备要件而不能成立合法的收养关系。拟制血亲关系必须依据法律规定加以认定,对于代孕过程中产生的“基因母亲”、“孕生母亲”、“养育母亲”各异的情况,“养育母亲”是否构成拟制血亲,法律并无规定,亦不符合现行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条件。代孕行为本身不具合法性,难以认定因此种行为获得对孩子的抚养机会后,双方可以形成拟制血亲关系,故认定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 综上所述,原审法院认定,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既不存在自然血亲关系,亦不存在拟制血亲关系,陈某辩称其为罗某丁、罗某戊的法定监护人之理由,不予采信。在罗某丁、罗某戊的生父罗乙死亡、生母不明的情况下,为充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现罗某甲、谢某某作为祖父母要求抚养罗某丁、罗某戊,并作为其法定监护人之诉请,合法有据,予以支持。   原审法院审理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十六条之规定,于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九日作出判决:一、罗某丁、罗某戊由罗某甲、谢某某监护;二、陈某于判决生效之日将罗某丁、罗某戊交由罗某甲、谢某某抚养。案件受理费80元,由陈某负担,司法鉴定费5,000元,由陈某负担。   原审判决后,上诉人陈某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称: 一、原审判决在认定事实及适用法律上存在严重错误。 1.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与两名孩子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系超越当事人的诉请范围作出裁判。根据被上诉人的诉请,本案的审理范围和争议焦点应为被上诉人对孩子是否享有监护权,而原审判决却将争议焦点确定为上诉人与孩子是否具有亲子关系,并作出了否定亲子关系的认定,此超越了本案的诉请范围。而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对否定亲子关系之诉的诉讼主体有严格限制,仅限于夫或妻一方,孩子父母以外的第三人无权提起。上诉人丈夫罗乙生前已确认上诉人与孩子的亲子关系,在罗乙去世后,被上诉人不具有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主体资格。 2.原审判决未查明被上诉人是否具有监护能力等事实,属认定事实错误。原审中被上诉人多次提及其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并表示将委托其在美国的女儿抚养两名孩子,而原审判决中对被上诉人的监护能力均未提及,完全置未成年人的利益于不顾,将孩子判给无法确定监护能力的被上诉人,欠负责任。 3.《民法通则》第十六条不能成为被上诉人取得监护权的法律依据。根据该条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只有在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而其本身又具备监护能力的情形下才可以担任监护人。本案中两名孩子的父亲死亡,生母虽不明,但不等于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而被上诉人的自述及其证据显示其不具备监护能力,故不能依据上述规定取得监护权。 4.原审判决将婚生子女定义为亲生子女缺乏法律依据。原审判决认为,由于代孕行为违法,孩子与上诉人又无血缘关系,故并非婚生子女,也未形成拟制血亲关系。如按此逻辑,上诉人丈夫全程参与委托代孕事宜且支付巨款,其行为同样违法,不能因其提供了精子而当然获得父亲身份,进而被上诉人亦不能成为孩子的祖父母,更不能取得监护权。 5.《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不能成为否认亲子关系以及剥夺上诉人监护权的法律依据。该管理办法系原卫生部颁布,属于部门规章,其颁布目的是为了规范医疗机构以及医务人员的行为,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规定,民事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亲子关系确定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由法律规定。目前,有关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问题在立法上仍属空白,无论上述管理办法的规定如何,都无法作为否认上诉人与孩子的亲子关系和剥夺上诉人监护权的法律依据。 二、原审判决忽略了应该考虑的其他合理因素。 在法律出现空白,情与法有一定冲突的情形下,选择何种价值取向作出裁判,需要法院正确行使自由裁量权。   上诉人认为,本案判决应当考虑如下几方面因素: 1.代孕行为的违法性并不导致孩子丧失应有的法律权利,也不导致上诉人必然丧失监护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赋予了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代孕所生子女亦不应受到歧视。本案需要解决的是孩子的监护权问题,并非讨伐上诉人委托代孕的行为,故法院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请并非是对代孕行为的肯定,而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请也不可能消除代孕现象。本案中上诉人虽非生育母亲,亦未办理收养手续,但事实上已抚养了罗乙与案外人所生子女,根据最相近似原则,可推定为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2.法院判决应当秉承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首先,从双方的监护能力来看,被上诉人已是耄耋老人,监护能力有限,甚至自己亦行动不便,难以照顾两名四岁儿童;相反,上诉人年轻有正当工作,收入亦足以保障孩子的生活,监护能力明显优于被上诉人。其次,从孩子已形成的生活环境来看,孩子自出生起就由上诉人及其父母抚养照顾,被上诉人从未抚养过,其现强行要求两名孩子离开已经熟悉的生活环境,明显不利于孩子成长。被上诉人亦一再表示能力不够,希望交由孩子的姑母抚养,而孩子姑母远在美国,故监护权判归被上诉人无疑是一纸空文。再者,从与孩子建立的感情来看,上诉人虽与孩子无血缘关系但已抚养照顾孩子四年多,而被上诉人未曾抚养过孩子,亦未建立起深厚的祖孙感情,血缘关系并不当然成为监护孩子的有利条件。最后,从教育孩子的角度来看,年幼的孩子更需要父母的照顾与教育,法律对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取得抚养权和监护权的情形予以严格限制就是考虑到隔代教育的弊端。原审法院未考虑上述因素,草率作出监护权归被上诉人的判决,背离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 3.法院判决应当发挥监护权制度的法律作用,保护未成年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本案缘于双方的遗产纠纷,法庭应充分注意及考虑到,孩子并非也不应成为争夺财产的砝码。若按原审判决,监护权归被上诉人,则在孩子生母不明的情形下,如被上诉人侵犯孩子权益,将无人监督被上诉人监护权的行使情况;若孩子继续由上诉人抚养及监护,如上诉人侵犯孩子利益,则被上诉人作为祖父母仍可通过法律途径寻求保护。 4.法院判决应当正确适用司法解释的规定。最高法院1991年函规定,如人工授精获得夫妻一致同意,所生子女应视为双方的婚生子女。推及本案,买卖卵子及代孕行为虽被禁止,但因此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并无法律规定,原审判决据该函认定两名孩子并非婚生子女,系适用法律错误。相反,根据该函的精神,血缘关系并非判断亲子关系的唯一标准,故不能排除非卵子方或非孕育方的妻子能够成为孩子母亲、从而认定孩子系婚生子女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严重错误,故提起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罗某甲、谢某某的原审诉请。   被上诉人罗某甲、谢某某辩称: 一、上诉人的上诉请求与其理由不符,如果认为原判违反法定程序,则应请求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而非请求二审直接改判。 二、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基本清楚,不存在应予撤销之情形。就监护权的确定而言,首先应追溯至其源头,查明孩子是如何孕育的,而上述情况原审中已经查明,且亦未抹煞孩子出生后随上诉人共同生活的事实。 关于原审判决是否超越诉请范围的问题。被上诉人是否享有监护权与上诉人是否有权监护孩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理当同时裁断。如果讨论监护权的归属却不认定各方的身份关系,法院判决则缺乏事实基础。而要判定是否可以取得监护权,首先应判定有无权利主体资格,其次方可在有资格的人中考虑谁更有监护能力,故原审判决并未超越诉请范围。 三、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民法通则》是处理监护权、抚养纠纷案件的基本法律,被上诉人作为孩子的祖父母有权主张监护权,原审判决据此支持被上诉人的诉请,当属正确。上诉人主张监护权的身份基础为其系孩子母亲,但上诉人既非基因母亲,亦非代孕母亲,且不符合任何一种拟制血亲关系之法定情形。上诉人援引的最高法院1991年函所针对的情形与本案并不相同,不能适用于本案。据此,两名孩子并非该函中所指的人工授精所生子女,不能认定为罗乙与上诉人的婚生子女,仅能视为罗乙的非婚生子女,作为生父的罗乙享有抚养权,而上诉人则无母亲身份。 四、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一味批判代孕违法,此是对原判的过度解读。原审判决用语客观公正,未见任何过分强调代孕违法之内容。至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则是以严格执行现行法律法规为前提的,《民法通则》第十六条对于监护权的顺位规定正体现了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即来自于血亲的监护和抚养更有利于未成年人,而监护能力、生活环境、感情建立、隔代教育的利弊只能在有监护资格的同顺位人员之间才有比较的余地,原审判决正是通过严格适用上述规定而使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得以体现。 综上所述,被上诉人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故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原审认定的事实无误,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根据陈某提供的病历,其患有不孕不育症。在罗某丁、罗某戊出生后,罗乙与陈某将两名孩子接回家中抚养,并为孩子申办了户籍登记,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上所记载的父母为罗乙、陈某。 陈某系上海杨浦区XX幼儿园在职教师,其一审中提交的单位收入证明记载年收入20万元,二审庭审中其陈述每月实际净收入不低于1万元。罗某甲、谢某某均已退休,根据一审中提供的证据,两人每月退休金各自为3,400元左右。另罗某甲、谢某某名下还有两套房屋,并称每年房租收入56,400元。罗某甲、谢某某一审中还表示,可以委托在美国的女儿帮其抚养照顾两名孩子,并提交了女儿罗丙夫妇出具的同意代为抚养孩子的承诺书。 一审庭审中陈某表示,其未曾阻止罗某甲、谢某某探望孩子,如果获得孩子的监护权,其将以自己的能力抚养,并同意法院将两名孩子继承所得的财产冻结,等孩子年满十八周岁之后交付给孩子。二审中陈某仍表示,如其取得两名孩子的监护权,其同意罗某甲、谢某某探望孩子。   关于本案之监护权纠纷,本院裁判意见如下: 本案程序方面的争议为原审判决是否超越诉请范围以及罗某甲、谢某某是否具有提起亲子关系否认之诉的主体资格。对此,本院认为,本案中作为祖父母的罗某甲、谢某某主张监护权的前提条件是两名孩子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由于罗某丁、罗某戊的生父罗乙已经死亡,生母情况不明,均无可能对其进行监护,而两名孩子出生后一直由罗乙、陈某夫妇作为父母共同抚养,罗乙去世后陈某仍以母亲身份抚养照顾,故对陈某之法律上身份地位的认定便成为判定监护权归属的前提。因此,本案并非属于《民法通则》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未成年人父母死亡或丧失监护能力之后的指定监护纠纷,而是包括亲子关系确认(否认)之诉在内的监护权纠纷,原审判决先对当事人的身份关系作出认定,并在此基础上判定监护权归属,不属于超越诉请范围。关于罗某甲、谢某某的诉讼主体资格,本院认为,作为祖父母,其取得监护权的前提条件必须是首先否定陈某与两名孩子之间存在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包括自然血亲关系和拟制血亲关系,故法律上父母子女关系的确认与否与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其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起诉主体资格。另,本案中罗某甲、谢某某对陈某之法律上母亲身份的否认并非单纯的婚生否认之诉,而是亲子关系确认中的消极否认之诉,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二条第二款之规定,亲子关系确认之诉的诉讼主体不限于夫或妻,罗某甲、谢某某作为主张监护权的祖父母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关于案由问题,原审法院将本案确定为监护权、抚养关系纠纷,本院认为,因罗某甲、谢某某主张的是监护权,至于要求将两名孩子交付其抚养,则是附随于监护权主张中的具体请求,不构成独立的抚养关系纠纷之诉,故案由应确定为监护权纠纷。   本案实体方面的争议为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及其监护权之确定。对此问题,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尽管如此,法院基于不得拒绝裁判之原则,对于当事人提起的相关诉讼并不因此而可回避,仍得依据民法等法律的基本原则及其内在精神,结合社会道德和伦理作出裁判。据此,本院就本案中涉及的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陈某与罗某丁及罗某戊是否成立拟制血亲关系、罗某丁及罗某戊的监护权归属问题逐一评述如下。 一、关于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之认定。 对于代孕问题,世界各国的立法各有不同,即使在允许代孕的国家,其开放程度亦有不同,我国目前尚属禁止,体现于原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其中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以任何形式买卖配子、合子和胚胎;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此虽为部门规章,不能作为确认代孕子女法律地位及监护权的法律依据,但国家对于代孕之禁止立场已为明确。私权领域虽有“法无禁止即可为”之原则,却并不代表私权主体的任何权利义务都可通过民事协议来处分,代孕行为涉及婚姻家庭关系、伦理道德等人类社会之基本问题,不同于一般民事行为,故不适用契约自由原则。尽管代孕行为在我国尚不合法,但由于潜在的社会需求,且人工生殖技术已发展至可实现代孕的程度,代孕情况在现实中依然存在。法律可以对违法行为本身进行制裁,但因此出生的孩子并不经由制裁而消失,无论代孕这一社会现象合法与否,都必然涉及到因代孕而出生之子女的法律地位认定,而对其法律地位作出认定,进而解决代孕子女的监护、抚养、财产继承等问题,是保护代孕所生子女合法权益之必须。 关于代孕子女法律地位的认定,首先涉及亲子关系的认定原则。我国《婚姻法》对于亲子关系的认定未作出具体规定,司法实践中,对于生母的认定,根据出生事实遵循“分娩者为母”原则;对于生父的认定,则根据血缘关系而作确定。随着人工生殖技术的发展,人类得以利用人工方法达到使人怀孕生育之目的。现有的人工生殖技术包括人工体内授精、人工体外授精—胚胎移植(俗称试管婴儿)、代孕三种,其中前两种已为大多数国家包括我国所认可。针对人工授精的情形,最高法院1991年函中明确规定,“夫妻双方一致同意进行人工授精的,所生子女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人工体外授精—胚胎移植的情形与此类似,应亦可适用上述之规定。由此可见,经夫妻双方一致同意以合法的人工生殖方式所生育的子女,其亲子关系的认定,生母根据“分娩者为母”原则,生父则以婚生推定方式确定。上述两种人工生殖方式,生育过程中怀孕分娩的主体均是不孕夫妻中的妻子一方,而代孕与之不同的是,怀孕分娩这一环节从不孕夫妻中的妻子一方转移给了其他女性,从而背离了“分娩者为母”的原则及由此建立的法律制度,故不为我国法律所认可。陈某上诉认为,根据最高法院1991年函之精神,血缘关系并非判断亲子关系的唯一标准,故本案可类推适用该函。   对此,本院认为,该函所针对的是以合法的人工生殖方式所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之认定,而代孕行为本身不具有合法性,故不符合类推适用之情形。 代孕所生子女的亲子关系认定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关系到代孕目的的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代孕所生子女的权益保护等,更需考虑到公众基于传统的伦理观念、文化背景等的接受程度。目前,我国法律对此缺乏相关规定,理论上主要有血缘说、分娩说、契约说(或称人工生殖目的说)、子女利益最佳说之四种学说。本院认为,“契约说”体现的是私法自治的法律精神,但在身份法中私法自治有严格的限制,即便在代孕合法化的国家,亦须专门立法予以规制。“子女利益最佳说”以子女最佳利益作为认定亲子关系的依据,此与我国传统的伦理原则及价值观念不相符合,缺乏社会文化基础。“血缘说”虽然有着天然的生物学基础,但在民众朴素的伦理观念中,香火延续、传宗接代主要是指父系而言,母子关系的确立更多在于十月怀胎的孕育过程和分娩艰辛所带来的情感联系,在于母亲对孩子在精力、心血、感情上的巨大投入和无形付出,单纯以生物学上的基因来认定母子关系,将缺乏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的支撑。何况,最高法院1991年函已经突破了纯粹的血缘主义,而在我国尽管合法的卵子捐献渠道极为有限,但亦不能否认存在合法捐卵的情形,故“血缘说”亦不可取。“分娩说”符合传统民法中“分娩者为母”的认定原则,亦与其他两种人工生殖方式中的亲子关系认定标准相同,且符合我国传统的伦理原则及价值观念。另外,“分娩者为母”的认定原则亦与我国目前对代孕行为的禁止立场相一致。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本案中作为代孕所生子女的罗某丁、罗某戊,其法律上的亲生母亲应根据“分娩者为母”原则认定为代孕者;关于生父的认定,罗乙与两名孩子之间具有血缘关系,故法律上的亲生父亲应为罗乙。由于罗乙与代孕者之间不具有合法的婚姻关系,故所生子女当属非婚生子女。原审判决否定了陈某提出的两名孩子系其夫妻之婚生子女的主张,本院予以认同。罗某丁、罗某戊的出生证明及户籍登记已记载罗乙、陈某为父母,且亦被罗乙、陈某实际抚养,表明罗乙作为生父已作出实际的自愿认领行为。罗某甲、谢某某系罗乙的父母,故为罗某丁、罗某戊的祖父母。 二、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是否成立拟制血亲关系。 我国法律规定的父母子女关系包括自然血亲关系和拟制血亲关系,后者是指本无血缘关系或无直接血缘关系,但从法律上确认其与自然血亲具有同等权利义务的父母子女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关系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陈某提出,其作为罗乙的妻子,基于和罗乙共同抚养教育两名孩子的事实,应认定形成事实收养关系或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对此,本院评判如下: (一)是否形成事实收养关系。 首先,我国《收养法》对收养应履行的法定手续作出了明确规定,即收养必须向民政部门登记方始成立,而《司法部关于办理收养法实施前建立的事实收养关系公证的通知》,系针对《收养法》实施之前已建立事实收养的情形,本案中陈某与代孕所生的两名孩子之间显然欠缺收养成立的法定条件。其次,如按事实收养关系认定,实际上是认可了代孕所生子女的亲权由代孕母亲转移至抚养母亲,这将产生对代孕行为予以默认的不良效果,此种消极认可态度与我国目前对代孕行为的积极禁止立场不相符合。再次,如果按事实收养关系认定,对我国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亦可能造成一定冲击。综合上述因素,本院认同原审判决关于陈某与罗某丁、罗某戊之间不成立事实收养关系的认定意见。 (二)是否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 继父母子女关系,通常理解是指生父或生母一方死亡,另一方带子女再婚,或生父母离婚,抚养子女的一方再婚,由此形成的前婚子女与再婚配偶之间的关系。这一概念的形成基础为传统的社会结构。然而,随着人们传统的家庭伦理观念不断受到科技发展的影响及新的价值理念的冲击,稳固的婚姻家庭模式发生动摇,试婚、非婚同居、婚外情等现象日益增多,非婚生子女的数量不断增加,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其权益理应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此为非婚生子女的权益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关于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子女范围理应包括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 《婚姻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继父或继母和受其抚养教育的继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由此可见,《婚姻法》在区分直系姻亲和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时,系以是否存在抚养教育之事实作为衡量标准。根据上述规定,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成立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主观意愿,即非生父母一方具有将配偶一方的未成年子女视为自己子女的主观意愿,双方以父母子女身份相待;二是事实行为,即非生父母一方对配偶一方的未成年子女有抚养教育之事实行为。上述两个条件同时具备,方可成立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据此,缔结婚姻之前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因在双方结婚之前孩子已经存在,作为非生父母一方,接受孩子并与之共同生活,是其与孩子生父母一方结婚时的自愿选择,若同时有抚养教育之事实的,则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本案中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缔结婚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与其配偶之间是否亦可形成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本院认为,缔结婚姻之后一方的非婚生子女,如果作为非生父母的夫或妻一方知晓并接受该子女为其子女,同时与该子女共同生活达相当期限,并对该子女履行了抚养教育之义务的,则具备了上述主观意愿和事实行为两个条件,亦可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至于子女的出生时间在缔结婚姻之前还是之后,并非《婚姻法》规定的认定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的实质要件。本案中,罗某丁、罗某戊是陈某与罗乙结婚后,由罗乙与其他女性以代孕方式生育之子女,属于缔结婚姻关系后夫妻一方的非婚生子女。两名孩子出生后,一直随罗乙、陈某夫妇共同生活近三年之久,罗乙去世后又随陈某共同生活达两年,迄今为止陈某与孩子共同生活已有五年,其间,陈某已完全将两名孩子视为自己的子女,并履行了作为一名母亲对孩子的抚养、保护、教育、照顾等诸项义务,故应认定双方之间已形成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其权利义务关系应当适用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该拟制血亲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一旦形成,并不因夫妻中生父母一方的死亡而解除,亦不容继父母随意放弃监护权,仅在生父母与继父母离婚时,继父母不同意抚养的,方仍由生父母抚养,故罗乙的死亡并不能使陈某与两名孩子之间已存在的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自然终止。 罗某甲、谢某某认为,罗乙与陈某以非法代孕方式生育子女,违反了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故陈某与两名孩子之间未形成法律规定的拟制血亲关系。对此,本院需要阐明的是,将陈某与两名孩子之间认定为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并不表明法院对非法代孕行为予以认可。首先,之所以作出这一认定,是基于陈某抚养了其丈夫罗乙的非婚生子女这一事实行为,至于该非婚生子女是否代孕所生对此并无影响。如果否定代孕行为并进而否定代孕所生子女的身份及法律地位,则罗乙亦不能成为两名孩子的生父,这显然不符合民法的基本原则。其次,本案审理的并非代孕协议纠纷,而是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纠纷,故法院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而非仅着眼于对代孕行为的合法与否进行司法裁判。   就本案而言,无论对非法代孕行为如何否定与谴责,代孕所生子女当属无辜,其合法权益理应得到法律保护。因此,不管是婚生子女还是非婚生子女,是自然生育子女抑或是以人工生殖方式包括代孕方式所生子女,均应给予一体同等保护。 三、本案中罗某丁、罗某戊的监护权归属问题。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三条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我国作为该公约的起草参与国和缔约国,亦应在立法和司法中体现这一原则,法院在确定子女监护权归属时,理应尽可能最大化地保护子女利益。就本案而言,无论是从双方的监护能力,还是从孩子对生活环境及情感的需求,以及家庭结构完整性对孩子的影响等各方面考虑,将监护权判归陈某更符合儿童最大利益原则。 首先,从纠纷双方的年龄及监护能力考虑,陈某正值盛年,有正当工作和稳定收入,亦有足够的精力和能力抚养照顾好两名孩子;而罗某甲、谢某某分别已至耄耋、古稀之年,身体状况及精力均不足以抚养照顾两名年幼的孩子,一审中其表示将委托远在美国的女儿帮助抚养照顾,表明其亦意识到自身监护能力之不足。 其次,从生活环境的稳定性、与孩子的亲密程度及孩子的情感需求考虑,罗某丁、罗某戊出生后一直随罗乙、陈某夫妻共同生活,罗乙去世后由陈某抚养照顾,已与陈某形成了难以割舍的母子感情,而与罗某甲、谢某某并未共同生活过,能否适应环境的改变以及与老人共同生活的状态尚属未知。更何况,对于幼儿来说,母爱是无法替代的,孩子的这一情感需求不能不予考虑。   最后,从家庭结构关系的完整性考虑,认定陈某与两名孩子为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则对罗某丁、罗某戊来说,其家庭结构关系仍是完整的,不因其是代孕所生而有异于常人。人皆有父母,父母子女之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元素,维护正常的亲子关系和家庭内部结构,对幼儿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故此,关于罗某丁、罗某戊的监护权归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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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实务|遗嘱起草指要

作者|陈汉(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高级顾问)   一、前言   在中国大陆,遗嘱起草是一个被律师界忽视的业务领域。可能的原因有二:第一,公证界承担了诸多的遗嘱起草工作,并且保持低调吝于宣传;第二,部分人士认为遗嘱起草是一个简单且无技术含量的事情,无需聘请专业人士,自己动手写了。当然,遗嘱起草收费低廉(特别是对比公证处的收费后),大部分律师不屑于此项业务,可能也是原因之一。   但司法实践告诉我们,仅仅就效力而言,在司法审判中被认定为无效的遗嘱比比皆是,远远高于合同被认定无效的比例。这反过来说明:起草遗嘱可能并不是一项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   就本人有限的观察而言,中国大陆大部分遗嘱都非常简单。这部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忌讳遗嘱,因此立遗嘱之人平均年龄偏大,此时各项不确定性已经很少,确实无需复杂的遗嘱。但随着青壮年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群体逐步意识到遗嘱的重要性之后,我预测复杂且个性化的遗嘱慢慢会成为律师业务的关注点之一。   本文从中国实体法的角度来分析相对复杂的遗嘱起草的一些常见技术性问题。为了行文方便,将遗嘱继承人与受遗赠人统称为“受益人”,当然这不是一个正式的术语,特此说明。   二、遗嘱的结构化类型   普通人订立遗嘱的首要目标,是为了避免法定继承中的“粗暴的平均主义”,而是希望区别对待。当然,遗嘱除此之外尚有其他功能,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根据遗嘱受益人之不同,可以将遗嘱进行以下类型化。   1.单一受益人型。   这是最简单的一种类型,即确定所有的遗产由一位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继承(或受遗赠)。对于此类遗嘱,通常需要注意以下事项:第一,是否确定受益人会晚于遗嘱人过世?如无法确定,则建议设立替补顺位;第二,受益人获得的财产是否确定为其个人财产?第三,评估是否会产生《继承法》第19条必留份的风险?整体而言,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遗嘱。   2.比例受益型。   即确定若干受益人之间按照特定比例取得遗产,例如已经结婚的儿子与未婚的女儿之间按照1:2的比例分配遗产,理由是儿子结婚之时已经获得过部分家庭财产。比例受益型遗嘱所需要注意的事项,与上文“单一受益型”类似,不再赘述。   3.复合受益型。   即在多个受益人之间,不是按照固定比例分配,而是部分人取得固定数额,其他人取得剩余遗产。此类型最能满足个性化分配的需求,同时此类型的设计,需要律师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和条款表述技巧。复合受益型的具体类型很多,下文仅举个别案例说明:   1)固定数额+余额型。某女士订立遗嘱,其核心内容:妹妹获得固定的500万人民币,剩余的遗产归自己的两个孩子按照1:1的比例继承;并且约定如果遗产总额不到2000万人民币,则执行其他分配方案。   2)递增型浮动数额+余额型。某签署了婚前协议执行夫妻分别财产制的再婚的企业家订立遗嘱,其核心内容:,婚姻每多存续一年,配偶的继承数额就增加100万元,直至上限2000万人民币;父母及直系卑亲属则依据其他设定规则取得剩余遗产。   3)递减型浮动数额+余额型。某兄弟姐妹众多的高净值人士,考虑到如果早于父母去世,那么一方面父母还有被赡养需求,另一方面父母也不需要太大数额的遗产,因此在遗嘱中确定核心规则如下:其故去之时如果父母尚健在的话,以70岁为基准确定X万元:如果不到70岁,每人每年增加20万;如果大于70数,每人每年扣除10万。   4)激励型。激励型包括正向激励与逆向激励。正向激励的案例很多,例如在遗嘱中注明:如果生前久病在医院,陪护最多者可以先从遗产中取得100万,剩余部分按照特定规则在其他继承人中分配。又例如在鼓励生育的福建某地,某个企业家的遗嘱的核心条款为:3个儿子根据各自生育的第三代的数量,按比例分配遗产。也可以根据特定的情形设定逆向激励的分配条款。   4.顺位受益型。   所谓顺位受益型,是指在指定的若干受益人形成先后顺位关系,根据遗嘱生效时受益人的具体状况来确定遗嘱分配规则。此项安排,主要是为了避免(部分)受益人早于遗嘱人死亡而遗嘱人未能及时更新遗嘱,造成遗嘱意愿的落空。例如某家族企业创始人对其家族企业的股权继承安排如下:第一顺位的继承人是儿子。如果遗嘱人去世之时儿子已经先去世或者陷入无行为能力状态,则由成年的孙子继承,此为第二顺位。如果此时孙子尚未成年,则由孙子与女儿按照4:1的比例继承,此为第三顺位。后面还有第四顺位与第五顺位的安排。顺位继承对防范家族企业的股权稀释及外流具有重要意义。   遗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将遗产给谁的问题,需要根据受益人的年龄、身体状态等,做出不同的安排。除了单一受益型,我将其他类型称作“结构化”遗嘱。结构化的遗嘱,有助于真正实现遗嘱人的诉求,真正实现个性化的遗嘱。上文列举的,仅仅是结构化遗嘱之部分,复合受益+顺位受益组合的类型很多,本文在此无法穷尽列举。   结构型的遗嘱,除了满足个性化需求之外,还能避免遗嘱未能执行的风险。此项风险往往源于受益人的情况与遗产的情况在遗嘱生效之时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例如受益人已先于被继承人之前去世了;或者预计的遗产数额大大少于当初的预估。例如在上文中固定数额+余额型中,如果最终总遗产数额少于预期,那么给妹妹的遗产份额即500万可能会多于给自己孩子的份额,这显然不符合最初的设立目标。因此需要做备选的方案。又例如如果不设立顺位,遗嘱中列明的继承人先去世了,那么只能按照法定继承处理,设立遗嘱的目标落空,即使遗嘱本身的效力并无瑕疵。   三、表述技巧   在设立复杂的结构化遗嘱之时,遗嘱人往往希望设立一些贯彻其价值观的条件,此时对这些条件的技巧性表述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某丧偶再婚女士,在不幸身染重疾之后,想写个遗嘱。其核心的诉求是两点:希望习惯在其公寓生活的丈夫,也能在此安享晚年;但同时想把公寓的所有权传承给前婚所生的同时也是唯一的女儿。这样的意愿安排并不罕见,也谈不上多复杂。但是从法律技术上看并不简单。在承认后位继承制度的国家,一个简单的后位继承遗嘱就能解决。虽然司法审判实践中确实有判决承认过实质性的后位继承,但我国《继承法》并未明确承认此遗嘱类型。因此为当事人起草一个“专业”的后位继承遗嘱,反而是极其不负责任的做法。实务中变通的做法可能是为丈夫设立一项终身居住权。但是由于我国《物权法》并不承认居住区为用益物权之一种,依据物权法定原则,此项居住权并不能对抗继承人。司法审判实践中对居住权的承认与否,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因此,设定居住权的解决路径不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但此项安排,事实上通过遗嘱+家庭协议能够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技巧性地安排好。   当事人在遗嘱中设定某些条件以便贯彻其价值观,这属于很常见的安排。如果这些条件涉及人身、宗教、性别、性取向、婚姻(再婚)、生育等,那么技巧性的表达尤为重要。这主要源于我国对法律行为的条件立法空白,特别是在“将人身关系作为取得财产多少的条件”的法律效力并无明确的规定且存在诸多争议的情况下,谨慎地避免任何“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任何涉嫌歧视性的条款,是考验一个专业人士法律功底与水平的试金石。   四、结语   判断遗嘱起草水平,则是看是否能为客户设计一项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遗嘱,同时考虑到遗嘱订立后到遗嘱生效期间这个不确定的期限中可能发生的诸多的不确定事项。客户订立遗嘱,本身就意味着其接受了“人生可能发生小概率不幸事件”,因此有必要引导并告知各种可能性,即使是超小概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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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责任与年龄对照表

从一个婴孩出生那天起,按下年龄的计时器,他的法律年龄也开始了。其实,法律年龄也和生存年龄一样,伴随着我们的一生。   0岁以下 胎儿还不能称做法律上的“人”,法律只认可其为“胎儿”。尽管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但仍然具有法律意义。《民法总则》第十七条:“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出生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另外,为体现对“胎儿”特别保护,我国刑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孕妇不适用死刑和治安拘留。 0-1岁 0-1岁——父亲不能随便离婚 《婚姻法》第34条规定:1周岁以内,婴儿的父亲不得向母亲提出离婚,但母亲提出离婚或者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父亲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1-6岁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一岁以下的小孩为婴儿,一岁以上不满六岁的为幼儿,六岁以上不满十四岁的为儿童。为了婴儿的利益,哺乳自己不满一岁的婴儿的妇女,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不适用治安拘留。 6-7岁 第五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地区,可以推迟到七周岁入学。”由此看来,六岁是一个人开始行使接受义务教育权利的法定起点时间。 另外,根据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64条的规定:“学龄前儿童在道路上行走,须有对其负有管理、保护职责的人带领。”据此,未满六岁的幼儿,尚不能单独在街道上或者公路上行走。 8岁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18岁以下的为未成年人,201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总则》规定,8岁是一个很重要的年龄分界线,把未成年人分成两个阶段:8岁前为完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8岁以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2岁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满12岁的人可以合法地骑自行车、三轮车上路了。也就是说,年龄未满12岁的小孩在道路上骑车是违法的,否则一旦发生事故,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此希望家长要负起监护责任,不要让未满12岁的孩子骑车出行。 因此,未满12周岁,共享单车可不要随便骑哦! 14-16岁 14岁是一个十分重要也很危险的年龄。因为从这一岁数开始,人们将可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行政法、刑法上的责任。根据《刑法》第十七条规定,14—16岁属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14岁也是法律对部分人严格保护的一个年龄界限。刑法规定,十四岁以下的女性儿童为幼女,与幼女发生性行为,无论幼女是否同意,均成立奸淫幼女犯罪,应当以强奸论从重处罚;同时无论男女,只要是未满十四岁均可成为拐骗儿童罪的对象和拐卖儿童罪的对象。由于刑法只规定了拐骗儿童罪、拐卖儿童罪和拐卖妇女罪,所以,拐骗十四岁以上的人或者拐卖十四岁以上的男性人,都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14—16岁的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不执行治安拘留处罚。询问不满16岁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应当通知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到场。 16-18岁 这个年龄段具有与14—16具有几乎同等重要的法律意义。因为从这一年龄开始,人开始有了劳动的权利,法律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 可另外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年满十六周岁,可以驾驶电动车自行车或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道行驶。 《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未成年人,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18岁 到了18岁这个年龄,就属于成年人了。享有广泛的公民权利: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有权参与国家管理,担任公职和社会职务的资格(包括担任警察、律师、公务员),办理公司、企业。于每年12月31日以前年满十八岁的男性公民,应当被征集服现役。 20-22岁 根据《婚姻法》规定,从20岁开始,女性获得了结婚的权利能力。在婚姻领域,男性比女性要迟两年到22岁才获得结婚的权利能力。未达法定婚龄,无论男女,以夫妻名义同居者,无论是还举办过婚礼,或者通过弄虚作假骗取了结婚登记,均不能获得合法婚姻的效力。同时国家鼓励晚婚,超过法定结婚年龄2年后结婚的属晚婚。 23岁 如果你事先已从法学院校及其他大学毕业并获得了相应的学历,并通过司法资格考试,你可能被任命为法官或者检察官。当然你还必须同时具备其他条件,如具有中国国籍、拥护中国宪法、身体健康等(见《检察官法》和《法官法》规定)。 25岁 《公证法》规定,凡具备一定条件,并年满25岁——65岁的公民可以担任公证员。 45岁 如果你有志报国、为全国人民效力,并且具备相应的条件,通过法定的程序,此时,你有资格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宪法》第七十九条规定)。 55-70岁 除非另有规定,女性公务员到了这个年龄,就该退休了(《公务员法》规定)。而男性公务员可以比女性多干五年。 另外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定,60岁以上的为老年人,在我们的社会温暖的大家庭中,应该得到特别优待和尊敬,因为尊敬他们,就是尊敬我们自己,任何人都会老。对老年人各地制定了许多优待措施,如规定老年人可以免费乘坐城市公交车、地铁,博物馆、纪念馆、图书馆、公园应免费向老年人开放等。 另外《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对年满70岁以上的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不执行治安拘留处罚。 75岁以上 现行《刑法》规定,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过失犯罪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可以宣告缓刑,对其中不满十八周岁的人、怀孕的妇女和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应当宣告缓刑:(一)犯罪情节较轻;(二)有悔罪表现;(三)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四)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 死亡 财产被继承 去世以后,生前的财产若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将按照《继承法》第十条的规定,按照以下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既没有第一顺位的继承人,也没有第二顺位的继承人,财产被宣告为无主财产后,收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以上来源:法律顾问工作室、民商事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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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一生必须关注的77条重要法律规定

人的不同年龄,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主体,我们每个人都会涉及到其中的法律问题,请看看自己或家人处于哪个年龄段,特别关注相关的法律问题。 年龄 权利义务内容 法律依据 胎儿 (继承人)在分割遗产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别看他/她未出世,已经在享受权利了)。 (1)《继承法》第28条 胎儿的母亲如果犯罪,在审判时属于怀孕的妇女,不判处死刑(别看他未出世,他已经在保护他/她母亲了,可惜一定是犯了重罪)。 (2)《刑法》第49条 0周岁 民事权利能力开始的年龄,出生即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承担民事义务。(孩子出生了,是生物意义上的新生命的诞生,就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在法律上享有作为自然人的权利和义务)。 (3)《民法通则》第9条 1周岁 1周岁以内,(婴儿的)父亲不得向母亲提出离婚。但母亲提出离婚或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父亲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 (4)《婚姻法》第34条。 不得安排女职工在哺乳未满1周岁的婴儿期间从事国家规定的第三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哺乳期禁忌从事的其他劳动,不得安排其延长工作时间和夜班劳动。 (5)《劳动法》第63条 1周岁内,其哺乳的母亲不接受治安行政拘留 (6)《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妇女吸毒成瘾的,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 (7)《禁毒法》第39条 3周岁 幼儿园适龄幼儿为三周岁至入小学前。 (8)教育部《幼儿园工作规程》第4条 6周岁 义务教育小学入学的年龄 (9)《义务教育法》第5条 7周岁 少数民族地区可以推迟义务教育入学的年龄。 (10)《义务教育法》第5条 10周岁 10周岁以上的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开始的年龄,到18周岁止。 (11) 《民法通则》第12条。 父母离婚时,如果其子女满10周岁,应当征求子女的意见。 (1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条 12周岁 12周岁,是准许驾驶自行车、三轮车的最低年龄。 (13)《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2条。 14周岁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开始的年龄,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毒、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14)《刑法》第17条 14周岁以下的女性为幼女,强奸被害人是幼女的,从重处罚。拐骗儿童罪的被害人是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 (15)《刑法》第236条,第262条 14-16周岁犯罪案件的审理一律不公开审理 (16)《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45条 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 (17)《治安管理处罚法》第12条 14-16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不执行行政拘留 (18)《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 16-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初次违反的,不执行行政拘留。 (19)《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1条 讯问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应当通知其父母或其监护人到场。 (20)《治安管理处罚法》第84条 下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 (一)丧失父母的孤儿; (二)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和儿童; (三)生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 (21)《收养法》第4条 欢迎关注刘彬律师(微信号:13605747856),访问www.zhaolvshiwang.com 16周岁 已满16周岁,应当负刑事责任。 (22)《刑法》第17条; 16-18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所得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23)《民法通则》第11条 未成年人可以离开监护人单独居住(未满16周岁,不可离开监护人单独居住) (24)《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19条 16-18周岁的未成年犯罪案件一般不公开审理。 (25)《预防未成年犯罪法》第45条 单位可以招用16周岁以上的人。任何组织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26)《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8条 未成年(14-18周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 (27)《刑事诉讼法》第267条。 对未成年人(16-18周岁)刑事案件,在讯问和审判的时候,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 (28)《刑事诉讼法》第270条。 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不满1周岁婴儿的妇女吸毒成瘾的,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吸毒成瘾的,可以不适用强制隔离戒毒。 (29)《禁毒法》第39条 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年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应当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未满16周岁的中国公民,可以依照本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民身份证。 (30)《居民身份证法》第2条 年满16周岁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停留居留,应当随身携带本人的护照或者其他国际旅行证件,或者外国人停留居留证件,接受公安机关的查验。 (31)《出入境管理法》第38条 外国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适用拘留审查,可以限制其活动范围:(一)患有严重疾病的;(二)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三)未满16周岁或者已满70周岁的;(四)不宜适用拘留审查的其他情形。 (32)《出入境管理法》第61条 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33)《劳动法》第15条 满16周岁,是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的年龄。 (34)《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 18周岁 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依法被剥夺政治权利的除外) (35)《宪法》第34条 已经是成年人,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可以进行独立的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36)《民法通则》第11条 征兵的最低年龄(12月31日前)。 (37)《兵役法》第12条 可以判处死刑的年龄(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 (38)《刑法》第49条 欢迎关注刘彬律师(微信号:13605747856),访问www.zhaolvshiwang.com 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便摩托车准驾车型的,在18周岁以上、70周岁以下; (39)《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第11条 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的最低年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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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发文机关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发布日期 : 1985.04.10 生效日期 : 1985.10.01 时效性 : 现行有效 文号 : 主席令第二十四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 主席令第二十四号 (1985年4月10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1985年4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4号公布 1985年10月1日起施行) 目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为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制定本法。 第二条   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 第三条   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包括: (一)公民的收入; (二)公民的房屋、储蓄和生活用品; (三)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 (四)公民的文物、图书资料; (五)法律允许公民所有的生产资料; (六)公民的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 (七)公民的其他合法财产。 第四条   个人承包应得的个人收益,依照本法规定继承。个人承包,依照法律允许由继承人继续承包的,按照承包合同办理。 第五条   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者遗赠办 理;有遗赠扶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 第六条   无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继承权、受遗赠权,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或者征得法定代理人同意后行使。 第七条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 (一)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二)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三)遗弃被继承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 (四)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 第八条   继承权纠纷提起诉讼的期限为二年,自继承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犯之日起计算。但是,自继承开始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不得再提起诉讼。 第二章 法定继承 第九条   继承权男女平等。 第十条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本法所说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本法所说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本法所说的兄弟姐妹,包括同父母的兄弟姐妹、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兄弟姐妹、养兄弟姐妹、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第十一条   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第十二条   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第十三条   同一顺序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一般应当均等。 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应当予以照顾。 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扶养义务或者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 有扶养能力和有扶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扶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 继承人协商同意的,也可以不均等。 第十四条   对继承人以外的依靠被继承人扶养的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人,或者继承人以外的对被继承人扶养较多的人,可以分给他们适当的遗产。 第十五条   继承人应当本着互谅互让、和睦团结的精神,协商处理继承问题。遗产分割的时间、办法和份额,由继承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可以由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章 遗嘱继承和遗赠 第十六条   公民可以依照本法规定立遗嘱处分个人财产,并可以指定遗嘱执行人。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指定由法定继承人的一人或者数人继承。 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第十七条   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公证机关办理。 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 代书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由其中一人代书,注明年、月、日,并由代书人、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以录音形式立的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在危急情况下,可以立口头遗嘱。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解除后,遗嘱人能够用书面或者录音形式立遗嘱的,所立的口头遗嘱无效。 第十八条   下列人员不能作为遗嘱见证人: (一)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 (二)继承人、受遗赠人; (三)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 第十九条   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的遗产份额。 第二十条   遗嘱人可以撤销、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 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 自书、代书、录音、口头遗嘱,不得撤销、变更公证遗嘱。 第二十一条   遗嘱继承或者遗赠附有义务的,继承人或者受遗赠人应当履行义务。没有正当理由不履行义务的,经有关单位或者个人请求,人民法院可以取消他接受遗产的权利。 第二十二条   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所立的遗嘱无效。 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胁迫、欺骗所立的遗嘱无效。 伪造的遗嘱无效。 遗嘱被篡改的,篡改的内容无效。 第四章 遗产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继承开始后,知道被继承人死亡的继承人应当及时通知其他继承人和遗嘱执行人。继承人中无人知道被继承人死亡或者知道被继承人死亡而不能通知的,由被继承人生前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负责通知。 第二十四条   存有遗产的人,应当妥善保管遗产,任何人不得侵吞或者争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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